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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推门进来，拎着两袋包子。看见我坐在地上，他愣了一下：“你咋了？”
“没咋。”
“脸白成这样，还没咋？”他把包子搁桌上，走过来扶我，“昨晚喝太多了，叫你别喝你不听。”
我想说我没想喝，是他们一直倒，一直劝。话到嘴边，变成一句：“几点了？”
“十点多。早饭还热着，吃点？”
“不饿。”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顿了片刻，他说：“昨晚是周经理开车送你们几个回来的。你喝得最多，他说叫了你好几声都没反应，让我给你盖好被子。”
“他……还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说年轻人实诚，以后好好干。”
我笑了一下。
李健看着我，欲言又止。他把包子往我这边推了推：“好歹吃一口。”
我拿起一个包子，咬下去，面皮在嘴里散开，没有味道。我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食管划过一道钝痛，像那团面团一路剐蹭下去。
“你手怎么了？”李健突然问。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左手——它放在膝盖上，姿势很怪，五指蜷缩，像握着一个看不见的酒杯。
我试着张开它。
手指纹丝不动。
“抽筋了吧，”我把手塞进外套口袋，“没事。”
李健没再问。
下午一点多，我开始感觉冷。
不是外面冷——宿舍有暖气，室温二十度，李健只穿一件卫衣。我是从里面开始冷的，像五脏六腑都浸在冰水里，骨髓都在打颤。
我裹上棉被，还是冷。
李健说你是不是发烧了，伸手探我额头。他的手温比我的手背还凉——不对，是我太烫了。他找出体温计，甩了甩递给我。
五分钟后拿出来：三十九度四。
“得去医院。”他站起来找外套。
“不用，”我拉住他，“我有退烧药，吃点就好了。”
“你烧成这样——”
“真不用。”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下巴，“过年呢，跑什么医院。我睡一觉就好了。”
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那你喝点热水。”他最终说。
我点头。
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然后坐到自己的床边，开始玩手机。我知道他没在玩，他在时不时抬头看我。
我闭上眼睛。
迷糊中，我想起小时候发烧，我妈也是这样坐在床边。她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守着，隔一会儿探探我额头，换一块凉毛巾。那时候村里的卫生室很远，夜里不值班，她就这样守一夜，天亮再背我去镇上看病。
我现在也发烧，身边有李健，可还是觉得离什么很远。
黄昏的时候，体温降到三十八度二。
我以为快好了。
晚饭我喝了几口粥，李健下楼扔垃圾，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窗帘没拉，能看见对面居民楼亮起一盏盏灯，橙黄色，暖的。有人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嗡嗡响；有个小孩趴在窗边写作业，台灯照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我看了很久。
那是我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不是不想，是没机会。技校毕业就出来打工，先在苏州干了三年电子厂，后来到无锡，劳务派遣，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年会上的梦之蓝是我这一年喝过最贵的酒。
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门外没人。地上放着一个快递盒，打开，是一箱苹果，我妈寄的。
箱子里有张纸条，她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苹果要放冰箱，不然容易坏。过年回不来就算了，等你有空再回。妈都好。”
我蹲在地上，抱着那箱苹果，很久没起来。
夜里十一点多，李健睡了。
我睁着眼，盯着天花板。左手还是没知觉，我用右手揉，从手指揉到肩膀，揉到皮肤发红，还是没知觉。
心口开始疼。
不是尖锐的刺痛，是一种沉沉的闷痛，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腔上，一点一点往下坠。我试着深呼吸，吸到一半就被堵住了，像气管里塞了团棉花。
我翻身，把枕头垫高。
还是喘不上气。
我侧躺着，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每一下都很重，震得肋骨发麻。间隔在变长，咚——咚——咚——
我数着。
一下，两下，三下。第四下等了三秒还没来。
然后猛地一跳，像谁在心尖上踩了一脚。
我张嘴想喊李健，声音卡在喉咙里，只发出一声短促的气音。我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指尖刚碰到边缘，一阵剧烈的眩晕攫住我。
眼前发黑。
不是全黑，是那种从边缘向内收拢的黑，像舞台落幕。光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只剩硬币大的一小点。
我想抓住什么，手指只攥住了被角。
然后连那点光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