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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自己躺在地上。
这感觉很怪——我知道那是我的身体，侧卧，蜷缩，左手压在身下，姿势像睡着。被子踢到一半，露出光裸的小腿。嘴唇张着，能看见发灰的舌尖。
李健站在床边。
他在摇我，喊我的名字。他的脸凑得很近，嘴一张一合，声音却很远，像隔着一层玻璃。我看见他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好几下——是在发抖——然后他把手机贴在耳边，说着什么。
我听不见。
房间里进来人了。不止一个，好几个。有人把我抬上担架，有人在我胸口按压，一下，两下，三下。有女人的尖叫，有男人的呵斥，有拖鞋踩在走廊瓷砖上的啪嗒声。
我被推上救护车。
车顶很白，灯很亮。有个年轻医生跪在我身边，撕开我胸口的衣服，电极贴上去，冰凉的。他盯着监护仪，眉头越皱越紧，然后他开始按压，频率很快，每次压下去我的肋骨就咯吱响一声。
“室颤！”
“充电！清场！”
我飘在半空，看着自己的身体像一条脱水的鱼，随着电流跃起又落下。
“还是室颤！”
“再来一次！”
我不知道他们重复了多少次。
后来医生停了。他低头看表，然后抬头，对角落里一个看不清脸的人摇了摇头。那人摘下口罩，开始收拾仪器。
我被推到一个房间。
很安静。有人把我身上的电极片撕掉，有人把我的眼睛合上。床单是白色的，墙壁也是白色的，灯光不太亮，照出空气里漂浮的微尘。
我想：原来这就是死。
没有传说中的隧道和光，没有走马灯，没有来迎接的亲人。只是安静，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隔壁房间护士在打电话：“……对，二十八岁，男，心源性猝死，嗯，年前最后一个了。”
她在说“最后一个”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
凌晨三点。
李健在走廊打电话。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能听见。
“……阿姨，我是他同事……陈默他，今天晚上……”
停顿。
“……您别急，您先别急……”
更长的停顿。
“……他喝酒了，年会，公司让喝的……不是，不是意外，是……”
他捂住脸，肩膀颤抖。
电话那头传来极尖锐的一声哭喊，像刀子划破玻璃。我听不清喊的是什么，但那声音穿过几百公里，穿过电话线，穿过走廊的墙壁，直直扎进我胸腔里那个已经不跳动的位置。
我妈在哭。
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哭。小时候父亲走，她没这样哭；我南下打工，送我到火车站，她没这样哭；她说“妈都好”的时候，没这样哭。
现在她在哭。
我想伸手，手指穿过空气，什么都没碰到。
凌晨五点。
周经理来了。他在走廊里跟李健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内容，只看见他表情严肃，频频点头，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
“……是，劳务派遣的……对，年会……喝了多少？也没多少吧，大家都喝了……”
他挂电话，转向李健：“公司会处理的，你先回去休息。”
李健没动。
周经理又说了一遍。
李健突然开口：“他要回家。”
“什么？”
“他妈妈在老家，得让他回家。”
周经理愣了两秒，点头：“那是自然，公司会安排的。”
李健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背影微微佝偻，像一夜间老了十岁。
上午九点。
来了很多人。有警察，有公司的人，还有几个穿西装我不认识。他们站在走廊说话，声音时高时低。我听见“酒精”“过量”“家属”“赔偿”这些词，串在一起，像一串冰冷的钥匙。
“劳务派遣”这个词反复出现。
“……不是正式员工，是第三方劳务……”
“……责任认定比较复杂……”
“……年会是自愿参加的……”
“……没有强制劝酒……”
最后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有人点头，有人记录。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签字的白纸上，纸很白，字很黑。
我站在他们中间，像一粒看不见的灰尘。
中午。
我被送到另一个地方。
金属抽屉，冷，暗。有人在我脸上盖了一张白布，布很薄，透过纤维能看见天花板模糊的轮廓。
抽屉被推进去。
门关上。
黑暗。
很长很长的黑暗。没有声音，没有光，没有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有意识悬着，像风里的一根蛛丝。
然后我听见歌声。
是手机铃声，《朋友的酒》。有人接起来，压低声音：“喂，张总……对，还在处理……家属下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