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九）
媒体的风暴比张红梅的当众指控来得更加猛烈和复杂。
《“记忆向日葵”背后的罪与罚：公益发起人的父亲竟是肇事逃逸者？》
《阿尔茨海默病女儿的救赎路：光环下的阴影》
《情与法的双重拷问：当公益遭遇“原罪”》
一篇篇带着耸动标题、挖掘“内幕”的报道，如同铺天盖地的冰雹，砸向刚刚经历惊魂的小满和“记忆港湾”。电话被打爆，邮箱塞满了采访请求和夹杂着质疑甚至谩骂的邮件。网络论坛上，关于“杀人犯的女儿做公益是否虚伪”、“利用公众同情心洗白家族污点”的争论甚嚣尘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激烈碰撞，将“记忆向日葵”项目和小满本人推上了舆论的漩涡中心。
“小满，这几天你先别来办公室，也别看手机！”陈姐当机立断，语气不容置疑，“外面的事，我和基金会、律师来处理！你安心在家，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那些苗子。”
小满被陈姐近乎“保护性禁闭”般地送回了家。空荡的房子里，寂静得可怕。她强迫自己不去碰手机，不去开电脑，但窗外的车流声、偶尔路人的交谈声，都让她神经质地联想到记者或张红梅可能的窥伺。巨大的压力和孤独感再次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她吞噬。
唯一的慰藉，是院子里那片新绿。那几株经历过广场风暴、被移栽又移回、在舆论冰雹中顽强生存下来的向日葵幼苗，在春日温暖的阳光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茁壮成长！茎秆变得粗壮，翠绿的叶片舒展得更大，像一只只渴望拥抱天空的小手。它们沉默地、固执地向上，仿佛外界的惊涛骇浪与它们毫无关系，它们的使命只有一个——向着太阳生长。
小满每天大部分时间就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静静地看着它们。浇水，松土，拔掉偶尔冒出的杂草。指尖拂过带着绒毛的叶片，感受着那蓬勃的生命力，是她此刻唯一能汲取的力量源泉。母亲的话仿佛在风中低语：“看着向日葵，就觉得有盼头。” 盼头，就在这沉默的生长里。
陈姐和“记忆港湾”的伙伴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联合“关爱银龄”基金会发布了措辞严谨的声明：强调“记忆向日葵”项目关注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及其家属的困境，项目本身透明、公益属性纯粹；林小满是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她分享的个人故事真实反映了照护者的心路历程；其父亲涉及的历史案件属于个人法律范畴，与项目无关，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中，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裁决；呼吁公众理性看待，勿让个人恩怨伤害公益事业和需要帮助的群体。同时，他们聘请了律师，对部分恶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的媒体和个人发出了律师函。
风暴并未立刻平息，但陈姐他们构筑的堤坝，有效地分流了洪水，保护了项目和小满暂时不被彻底冲垮。
一天下午，门铃响起。小满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透过猫眼，她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父亲林建国的代理律师，王律师。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脸色严肃。
“林小姐，方便谈谈吗？关于你父亲的案子，有重要进展，也需要你签署一些文件。”王律师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
小满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门。王律师没有进屋，就在门廊下，简明扼要地告知：检察院已经正式提起公诉，指控林建国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并逃逸。开庭日期定在一个月后。同时，警方也联系到了当年事故的另一个关键目击证人（一位当时路过、后来搬离本地的货车司机），其证言对还原事故细节和认定林建国的责任有重要作用。
“另外，”王律师推了推眼镜，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这是张红梅女士…也就是受害人李建国的女儿，通过她的代理律师发来的…《刑事谅解意向书》的草稿。”
小满猛地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王律师。
“谅…谅解书？”她的声音干涩。
“是的。当然，这只是一份初步意向，有非常严苛的前提条件。”王律师的表情很复杂，“首先，要求你父亲在法庭上必须彻底认罪悔罪，详细供述事故经过和逃逸原因。其次，要求你们林家必须一次性支付人民币八十万元作为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金。只有满足这两点，且赔偿金到位后，张红梅女士才愿意签署正式的谅解书，这…可能会对法官量刑产生一定影响。”
八十万！虽然比之前张口的两百万少了很多，但对小满来说，依旧是天文数字！而且，谅解书？那个恨她入骨、当众骂她“杀人犯女儿”的张红梅，竟然愿意谈谅解？
“她…为什么？”小满喃喃地问。
“压力。”王律师叹了口气，“舆论压力是一把双刃剑。你们‘记忆港湾’的声明和基金会的态度很明确，公众的讨论也并非一边倒。很多理性的声音开始关注她父亲当年的遭遇，也质疑她索要巨额赔偿的动机和方式。加上警方找到了新证人，案件即将开庭，她可能也意识到，一味闹下去，对她争取合理的权益未必有利。这份《意向书》，是她背后律师权衡后的策略。”
小满看着那份意向书草稿，感觉重若千斤。八十万，是父亲可能获得稍轻判决的一线希望，也是张红梅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但这笔钱，她要去哪里筹？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姐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截图和一个简短说明：
「小满，看邮箱！基金会刚转来的！有匿名捐赠人指定捐给“记忆向日葵”项目，用于支持核心发起人应对“因项目产生的不可预见的个人困境”！金额：八十万整！要求绝对保密！」
小满的大脑一片空白！八十万！匿名捐赠！指定用于她的“个人困境”！
是巧合？还是…某种她不敢深究的、来自更高处的安排？是基金会的暗中操作？还是某个被她的故事和项目打动、又不愿露面的善心人？
巨大的震惊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让她几乎站立不稳。她扶着门框，目光再次投向院子里那片生机勃勃的向日葵。它们在阳光下舒展着枝叶，金黄色的花蕾已经隐约可见，含苞待放。
命运，竟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将两条看似绝望的绳索，同时抛到了她的面前。
时间在焦灼的等待和精心的筹备中飞逝。小满卖掉了母亲留下的一些首饰，加上自己所有的积蓄，勉强凑了十万块。那笔神秘的八十万匿名捐款，在律师的见证下，作为“林家筹集的赔偿金”，连同她的十万块，按照法律程序，汇入了法院指定的监管账户，专门用于对张红梅一家的赔偿。这笔钱的存在，只有小满、陈姐（作为项目接收方代表知晓捐款用途变更）、王律师和法院知晓。
开庭那天，天空阴沉。小满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戴着口罩和帽子，像一个隐形的幽灵。她看着父亲林建国穿着囚服，拖着那条冰冷的假肢，在法警的押解下，艰难地走进被告席。他比上次探视时更加苍老佝偻，眼神浑浊，但当法官询问是否认罪时，他抬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嘶哑却清晰地回答：“我认罪！我对不起李建国大哥！对不起他的家人！我罪该万死！”
在检察官的讯问和律师的引导下，他断断续续、痛苦万分地回忆了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惨烈事故，承认了自己疲劳驾驶的过错和因恐惧、绝望而选择逃逸的懦弱。说到动情处，他老泪纵横，几度哽咽失声。新证人的证言也印证了他的供述。当检察官最后宣读了部分母亲陈桂兰笔记本中关于“害怕遗忘女儿”、“怕成为负担”的内容时，法庭上陷入一片沉寂，连法官也为之动容。这些文字，与林建国肇事逃逸的罪行无关，却无比深刻地勾勒出一个被丈夫抛弃、独自抚养女儿、最终又被病魔夺走的普通女性的坚韧与悲哀，也侧面映衬了林建国缺席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伤痛。
张红梅坐在原告席上，全程紧绷着脸，眼神复杂地看着那个在被告席上痛哭忏悔的老人。当法官最终宣布，鉴于被告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意向性）谅解，结合其身体状况（严重残疾），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时，她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咬着嘴唇，猛地站起身，第一个冲出了法庭，没有再看林建国一眼，也没有看旁听席上的小满。
宣判结束。法警上前带走林建国。他艰难地转过身，浑浊的目光在旁听席上搜寻，最后定格在角落那个戴着口罩帽子的身影上。他的嘴唇剧烈地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对着小满的方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花白的头颅几乎要碰到膝盖。然后，他拖着那条沉重的假肢，蹒跚地、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那条通往监牢的走廊，背影充满了无尽的悲凉和一种奇异的、尘埃落定的平静。
小满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眼泪，只有一种巨大的、近乎虚脱的疲惫。父亲得到了法律的审判，也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张红梅得到了她索要的赔偿（尽管来源成谜），也做出了谅解的姿态（无论是否真心）。母亲的公道，或许无法用法律和金钱完全衡量，但至少，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那个懦弱逃避的男人，最终选择了面对。而她，林小满，在这场席卷了她整个人生的风暴中心，竟然…奇迹般地站住了。
走出法院，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清冷而湿润。小满摘下口罩，深深吸了一口气。雨丝落在脸上，冰凉，却带着洗涤尘埃的清新。
一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