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到时，普娅正用纱巾擦拭眼泪，三个孩子紧紧抓着她的衣角。围观的人群中，有人举着手机录像，有人低声议论。
“我们需要谈谈。”我对普娅说。
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浓重的香料味几乎让人窒息。墙上挂着色彩艳丽的印度织锦，电视里播放着宝莱坞电影。
“我们只是想找个安身之处。”拉杰疲惫地说，“在印度，我们住的就是这样的社区，邻居们互相串门，分享食物，孩子们在街上玩耍。”
我注意到墙角堆着几个纸箱，似乎随时准备搬家。
“失窃的事情，你们知道什么吗？”
拉杰苦笑：“我们也丢了东西。我妻子的首饰盒，孩子们的玩具。但我们知道，说了也没人信。”
接下来的几周，投诉越来越多。物业每天都能收到关于噪音、气味和可疑行为的报告。业委会会议上，要求“采取措施”的声音越来越大。
“不是歧视，但是文化差异确实存在。”张阿姨说，“我们小区不适合这样的租客。”
我试图辩解，但声音被淹没。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委婉的决定：以“扰民”为由，不再与拉杰家续签租赁合同。
他们搬走的那天，下着小雨。拉杰一家默默地把行李装车，邻居们躲在窗帘后观望。当卡车驶离小区时，我注意到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奇怪的是，失窃事件并没有随之结束。
就在拉杰家搬走后的第二周，又一辆自行车不见了。这次监控清晰地拍到了作案者——不是印度孩子，而是小区里一群半大的中国少年。他们在深夜熟练地撬开车库门，偷走能变卖的一切。
真相大白的那天，没有人道歉。大家只是默默地加固车库门，安装更复杂的锁具。曾经夜不闭户的小区，现在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监控摄像头。
昨晚我散步时，发现拉杰家曾经的院子里，新搬来的中国租客正在烧烤。孜然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网络神曲，啤酒瓶散落一地。
没有人投诉。毕竟，“自己人”的噪音和气味，总是更容易被容忍。
我站在曾经充满香料味、现在飘着烤肉味的院子里，突然理解了拉杰离开时那个苦涩的眼神。他曾经以为问题出在文化差异上，实际上，问题远比这复杂——我们抗拒的不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是任何与我们不同的存在。
小区里的车库门依然紧闭着，但这一次，与印度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