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旧毛衣被顾婉茹仔细地收了起来。她没有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而是叠好，用一块干净的粗布包着，塞进了自己那个不大的藤条箱最底层，压在几件换洗衣服感，妥帖地收纳进生活的基底，让它成为支撑，而不是时时搅动心绪的波澜。
痛哭和拥抱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而且要以更清醒、更坚定的姿态继续。
几天后，当张主任再次来看望她时，顾婉茹已经能抱着念安，在屋里慢慢走动了。她的脸色虽然还是缺乏红润，但眼神清亮，说话也有了中气。
“张主任，我想好了。”顾婉茹请张主任坐下，自己抱着孩子坐在炕沿，开门见山地说，“关于工作的事。我申请在身体完全恢复后，正式参与组织安排的工作。无论是扫盲教育，还是整理日文资料，我都愿意做，也会尽力做好。”
张主任很高兴：“好啊，婉茹！我就知道你不是个会被困难打倒的人。你能这么想，组织上肯定支持。不过，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还得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孩子的需要来安排，不能太累着。”
“我明白。”顾婉茹点点头，她早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是否可以这样：我先从一些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做起？比如，翻译或初步整理一些日文资料？我听说咱们缴获了不少日伪的文件、书籍，里面可能有有用的信息，但懂日文的同志不多。我可以先试着做一部分，这样既能照顾念安，也不耽误工作。等念安再大一点，作息规律了，或者能找到可靠的人帮忙照看一会儿，我再去夜校教课，或者参与其他需要外出的工作。”
这个提议既务实又周全，充分考虑了她作为母亲的实际困难，也展现了她积极工作的诚意。
张主任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既能发挥你的特长，又不影响带孩子。我回去就跟负责资料整理的同志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拿回家做的活儿。不过婉茹，你可千万别逞强，量力而行，身体是第一位的。”
“您放心，我有数。”顾婉茹保证道。
工作的事情初步敲定，顾婉茹心里踏实了不少。她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作息，尽量在念安白天睡觉的时候，自己也跟着休息，养足精神。晚上孩子闹腾时，她就抱着他在屋里走走，或者就着油灯微弱的光，看看那几本旧书，复习一下教学内容和日文语法，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做准备。
那件旧毛衣，她并没有完全束之高阁。有时，在夜深人静，念安睡熟后，她会轻轻打开藤条箱，拿出那个布包，将毛衣展开，铺在膝盖上，用手细细地抚摸。毛衣的纹理、修补的针脚、甚至某些不起眼的磨损处，都仿佛带着记忆的温度。她不会让自己沉溺在这种感伤里太久，通常只是静静地坐上一刻钟，感受那份虚幻的联结，然后便仔细地叠好，重新收起来。这个小小的仪式，成了她独自消化思念、汲取力量的一种方式。
她也开始更认真地写日记。那个粗糙的算术本，被她用来记录念安的成长点滴：“今日念安食乳七次，较昨日多一次，似胃口渐开。”“念安脖颈渐硬，可短暂抬头。”“天气转寒，为念安絮厚褥，旧棉不足，掺以洁净芦花。”……这些琐碎的记录，让她在日复一日的育儿劳作中，看到了生命成长的轨迹，感到了实实在在的成就。
当然，日记里更多的是对周瑾瑜的倾诉，但这些倾诉变得更加克制和内敛，更像是一种汇报和自言自语：
“今日工作之事已与张主任言明，静候安排。我当尽力，不负你昔日教我识字明理之苦心。”
“北地天寒，你旧衣可足？新任务之地，想必亦多艰险，万望珍重。”
“念安甚肖你，尤其眉眼。若你见之，必心生欢喜。”
她严格遵守着陈科长的要求，绝不写下任何可能涉及任务内容、地点、方式的猜测，只记录情感和日常。这本日记，是她为自己保留的一个透气口，也是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拿给瑾瑜看的“家书”。
身体一天天好转，顾婉茹也开始尝试走出这间小小的屋子。她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念安，在天气晴好的中午，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和邻居的大嫂、婶子们说说话。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文静秀气、又生了孩子的年轻女同志，知道她“男人在外头干事，好久没信儿了”，对她格外照顾和同情。顾婉茹坦然接受着这份同情，扮演着“丈夫音讯不明、独自带娃”的妇女角色，言谈举止自然得体，渐渐融入了这个山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