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的灰烬在铜制烟灰缸中散开，最后一点火星彻底熄灭。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煤气灯稳定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嘶嘶声，和远处莫斯科夜晚隐约的声响。
林放下手中的杯子，看着坐在对面、眼睛还有些红肿的安娜。
刚才那场关于柏林围歼战夜晚的对话，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房间里的平静，现在风暴过去，留下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气氛——有坦诚后的释然，有被揭穿秘密的尴尬，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密感。
“好，”林打破了沉默，语气恢复了日常工作的平静，“那件事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谈谈回德国之后的事情。”
安娜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恢复正常：“回德国……之后？”
“是的，”林点点头，“凡尔赛条约签署了，柏林移交协议也签署了。”
“我们回去后，面临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德共需要重新调整战略，逐步转入地下，组织需要进一步发展，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安娜：“你回去后有什么打算？”
安娜思考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想……我想先入党。”
这个回答没有出乎林的意料。
在经历了柏林战斗、莫斯科之行，亲眼见证了革命的实际运作后，安娜的思想转变已经基本完成。
她不再是那个单纯出于对林的崇拜而追随革命的少女，而是一个开始真正理解革命意义、愿意为之奋斗的年轻人。
“很好，”林表示肯定，“那入党之后呢？”
“你想做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让安娜愣住了。
她确实没有仔细想过。
在她的设想中，入党意味着能够更接近林，更深入地参与他正在做的事业。
但具体要做什么工作？在哪个部门？承担什么责任？
这些问题她从未认真思考过。
“我……”
安娜支吾着，“我还没想好……”
“只要能对革命有用，做什么都可以……”
林看着她，眼中闪过一丝理解。
他知道安娜的真实想法。
她想要的是离自己更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情感。
但在革命组织中，个人情感必须服从于工作需要，每个人都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
“我记得，”林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回忆的色彩，“我们第一次去柏林大学听课，回来的路上，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安娜眨了眨眼睛，努力回忆。
那已经是大半年前的事了，那时柏林还是冬天，她和林走在车提树下大街的寒风中，讨论着课堂上的内容。
“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林提醒道。
安娜想起来了。
那是她第一次从纯粹的理论角度思考妇女问题，第一次意识到革命不仅仅是关于阶级，也关乎性别平等。
当时林的回答给了她很深的启发，让她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作为女性的处境。
“我记得，”安娜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光，“你告诉我，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
“是的，”林肯定地说，“而且我还说过，妇女解放不是简单地给予权利，而是要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让女性能够真正参与社会生产，获得经济独立，摆脱家庭束缚。”
他看着安娜，目光变得认真：“你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关心，对吗？”
“在柏林的工人社区里，你主动组织妇女识字班；”
“在莫斯科参观工厂时，你特别注意女工的工作条件；”
“在平时的谈话中，你总是关注女性在革命中的角色。”
安娜有些惊讶。
她没想到林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会记得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
“所以，”林继续说，“我有一个提议。”
“等你入党后，我想把你安排到克拉拉·蔡特金同志那里工作。”
这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安娜心中炸开。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妇女运动的领袖，《平等报》的主编，无数女性革命者的偶像。
能够在她身边工作，学习她如何组织妇女运动、如何进行宣传鼓动、如何在党内为女性权益斗争，这是安娜从未敢想象的机遇。
“可……可是……”
安娜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我还没入党呢……而且就算加入了党，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直接到蔡特金同志那里工作吧？”
“她身边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我……”
“我什么都不懂……”
林看着她慌乱的样子，突然笑了一声。
那笑声很轻，很短暂，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却异常清晰。
更重要的是，那笑声里带着一种让安娜有种不祥预感的意味。
不是恶意，而是一种“你太天真了”的调侃。
“你笑什么？”
安娜警惕地问。
林的笑容收敛了一些，但眼中依然闪烁着那种意味深长的光芒：“你不会觉得……”
“你和莉泽洛特偷偷爬上火车，跟着代表团来莫斯科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吧？”
安娜的心沉了下去。
确实，自从在货车上被林和皮克发现后，她们虽然写了检讨，虽然一路上参与了代表团的工作，但这件事的“处理”似乎一直没有正式完成。
她原以为，既然已经到了莫斯科，既然她们也为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这件事就会慢慢过去。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私爬火车，擅自离岗，无组织无纪律，”林一项项列举着，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安娜心上，“这些行为如果发生在正式党员身上，是要受处分的。”
“即使你现在还不是党员，也需要接受相应的‘教育’和‘锻炼’。”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安娜越来越苍白的脸：“所以，安排你到蔡特金同志那里工作，一方面是发挥你对妇女问题的兴趣和潜力，另一方面……”
“也是一种锻炼。”
安娜完全明白了。
这既是机遇，也是惩罚；
既是培养，也是磨砺。
克拉拉·蔡特金以工作严谨、要求严格闻名，在她手下工作，绝不会有轻松的日子。
“工作强度会很大，”林补充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蔡特金同志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对下属的要求极高。”
“你要学习编辑报纸、组织会议、起草文件、深入工厂和社区调研……”
“会很辛苦。”
安娜沉默了。
她并不怕辛苦，在柏林战斗的日子里，在医院守夜的日子里，她早已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
但有一个问题，她不能不问。
“那……”
她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那我将来……”
“和你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这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一个很情感化的问题。
在讨论组织安排和工作分配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不专业的。
但安娜还是问了，因为这是她最关心的事。
林也沉默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莫斯科的夜色。
远处的克里姆林宫在黑暗中静静矗立，塔楼上的红星像一只永不闭合的眼睛，注视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
但这种安静与之前不同。
之前是紧张、是等待、是风暴来临前的寂静；
现在则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私密的安静。
煤气灯的光晕在两人之间缓缓流动，墙壁上的影子微微晃动。
安娜看着林的背影，心中涌起一种混合着期待、忐忑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她知道自己的问题有些越界，但她还是希望得到某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