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居委会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如今已成了名副其实的“火山口”。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汗水和一种无形焦灼混合的刺鼻气味。墙壁上贴满了新旧不一、墨迹淋漓的大字报和通知，层层覆盖，仿佛记录着一次次无声的角力与呐喊。李秀兰就坐在这“火山口”的正中央。
她的办公桌像一道脆弱的堤坝，抵挡着来自各方的汹涌潮水。从早到晚，不同派别、不同诉求的人轮番上阵，将她团团围住。有手臂上套着崭新袖章、满脸亢奋、要求街道提供名单和活动经费的“战斗队”代表；有因为家庭成分或历史问题被揪出、前来哭诉哀求或被迫低头认罪的惶恐居民；也有因为邻里纠纷、物资短缺，或者单纯因为恐惧而前来寻求一丝庇护的普通街坊。
李秀兰坐在那里，身上依旧是那件洗得发白、却熨烫得平整的灰色列宁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她的脸上，早已没有了往日那种温和家常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过度疲惫后的麻木，以及在这麻木之下，凭借强大意志力维持的冷静与审慎。她的眼角添了深刻的鱼尾纹，鬓边也悄然爬上了几缕刺眼的白发。
“李主任！我们必须立刻在你们街道成立分部，彻底清查隐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嗓门洪亮的年轻人拍着桌子，唾沫星子几乎溅到李秀兰脸上。
李秀兰抬起眼皮，目光平静地扫过对方因激动而扭曲的脸，没有动气，只是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上那份被翻得卷了边的《人民日报》，语气平淡无波：“成立组织，要讲程序，要符合政策。上级强调了，一切行动要在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你们可以先打个报告，写明章程和人员构成，我们按程序往上报。”
她熟练地运用着官方话语和程序规则，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舵手，在惊涛骇浪中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方向，将那些过于激进的、可能引发直接冲突的要求，引向繁琐的文书工作和漫长的等待。
面对那些前来哭诉、寻求保护的居民，她不能明确表示同情，那会引火烧身。但她会在记录“情况反映”时，笔下留有余地，刻意强调对方“日常表现尚可”、“有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在形成不得不提交的书面材料时，用词尽可能中性，避免使用那些足以致命的刺激性字眼。这是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极其有限的保护。
更多的时候，她发挥着一个基层干部最大的智慧和韧性，试图将人们狂热的精力，引导到相对无害甚至略有建设性的渠道上。
她加大了组织“生产自救小组”和“邻里互助队”的力度。带领街道的妇女和闲散劳动力，纳鞋底、缝补衣服，名义上是“支援前线”或“学习雷锋精神”；组织青少年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死角，称之为“美化环境，建设家园”。
“光喊口号填不饱肚子，搞不好卫生要生病！”她反复对那些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做着工作，“大家都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把卫生搞好，这才是真正的贡献！”
有时，她会主动联系辖区内那些尚在勉强维持生产的小厂、合作社，询问是否需要临时人手完成一些简单的糊纸盒、分装零件的任务，然后将街道里那些无所事事、容易惹是生非的人组织过去。美其名曰：“参加劳动锻炼，体验工人阶级生活，改造思想。”
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锁着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街道居民的原始档案底册，一些早年评定的先进工作者、军烈属的证明材料，甚至还有一些可能被曲解、被利用的旧书信和记录。在几次有人试图冲击档案室时，都是她挺身而出，以“档案管理有严格规定，需上级批准”为由，强硬地挡了回去。夜深人静时，她会偷偷将这些最敏感的材料重新整理、隐藏，或者用墨水涂掉一些可能引发麻烦的备注。
每一天，她都在各种势力、各种诉求的夹缝中周旋，耗尽心神。听着相互矛盾的指控，看着熟悉的面孔变得狰狞或绝望，处理着永无止境的纠纷和表格。下班时，她常常感到太阳穴突突直跳，喉咙干哑，仿佛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抽空了。
回到家里，她有时会坐在椅子上久久不动，连林大山递过来的热水都忘了接。林向红懂事地帮她捶背，她能感觉到母亲肩膀的僵硬和微微的颤抖。
“妈，要不……咱别干了吧？”林向红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心疼地小声说。
李秀兰缓缓抬起头，揉了揉发胀的额角，眼神虽然疲惫，深处却有一簇不曾熄灭的火苗：“不干？我不在这个位置上，换上个不管不顾、或者心思不正的人，咱们这条街坊，得有多少人家要遭殃？至少我在，还能挡一挡，护一护……”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改变大局，但她坚信，守住这个位置，用好这份微不足道的权力，就能多保护一个家庭，多留存一份希望，多维系一丝这个街区在疯狂年代里最基本的体面与秩序。
这就是李秀兰的韧性。它不张扬，不激烈，却如同石缝中的韧草，风雨摧折而不断，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身后那些依赖她的普通百姓。她的身影，在这混乱的年代里，成为了这条街道许多人心中，一道虽然微弱却始终不曾熄灭的温暖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