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一听要改革，立马来了精神——他在地方待了十几年，早就知道这些问题的危害，现在有机会解决，他当然不会错过。他跟范仲淹一起，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核心就是“裁员、反腐、提效率”。
可改革刚一开始，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的首领是宰相吕夷简，他是个“职场老油条”，当了十几年宰相，门生故吏满天下，改革一搞，他的利益就受损了。吕夷简到处散布谣言，说韩琦和范仲淹搞改革是为了拉帮结派，想谋反。
有次上朝，吕夷简当着仁宗皇帝的面，弹劾韩琦：“陛下，韩琦搞改革，把官员得罪遍了，再这么搞下去，朝廷就乱了！”韩琦立马反驳：“吕宰相，我搞改革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官员太多，老百姓负担重，再不改革，宋朝就危险了！你说我拉帮结派，你有证据吗？”
吕夷简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说：“我只是听说……”韩琦接着怼：“听说？朝廷议事要讲证据，不能靠‘听说’！你当宰相这么多年，要是真为国家着想，就该支持改革，而不是到处造谣！”
仁宗皇帝一看两人吵起来，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都是为了国家，别吵了。改革继续搞，但要慢慢来。”
虽然皇帝支持，但保守派的小动作从来没停过。他们找了一堆官员，让他们给仁宗皇帝写奏折，弹劾韩琦和范仲淹；还故意刁难改革派的官员，比如把改革派推荐的人调到偏远地区，把保守派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
有次韩琦推荐了个有能力的官员当县令，吕夷简却从中作梗，把那个官员调到了边疆。韩琦气得去找吕夷简：“吕宰相，你这是故意跟我作对！那个官员能办事，你把他调到边疆，不是浪费人才吗？”吕夷简笑着说：“边疆也需要人才啊，韩枢密就别多管了。”韩琦说：“你这是假公济私！要是再这么搞，我就跟陛下弹劾你！”
吕夷简不怕弹劾——他当了十几年宰相，仁宗皇帝对他很信任。可韩琦还真就弹劾了，他写了封奏折，把吕夷简的所作所为全列了出来，还说：“吕夷简当宰相，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安危，这样的宰相，陛下应该罢免他！”
仁宗皇帝看完奏折，很为难——他既想搞改革，又不想得罪吕夷简。最后只能把韩琦找来说：“老韩，吕宰相年纪大了，你别跟他计较。改革的事，我们慢慢来，好不好？”
韩琦知道，皇帝这是不想罢免吕夷简，心里很失望，但他没放弃。他还是照样推进改革：在京城搞“官员考核制”，干得好的升职，干得差的降职；在地方搞“土地清查”，把被地主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在军队搞“裁军”，把老弱病残的士兵裁掉，节省军费。
可保守派的反对越来越激烈，甚至伪造了一封韩琦的“谋反信”，递交给仁宗皇帝。仁宗皇帝虽然不信，但也开始怀疑韩琦了。范仲淹一看这情况，就跟韩琦说：“老韩，我们还是辞职吧，再这么搞下去，不仅改革搞不成，我们还得被他们害死。”
韩琦想了想，点头同意了。庆历四年（1044年），韩琦和范仲淹一起上书辞职，仁宗皇帝批准了，把韩琦贬到了扬州，范仲淹贬到了邓州。
庆历新政就这么失败了，韩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扬州的时候，经常跟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就哭了：“我本来想为国家做点事，没想到还是失败了。”朋友劝他：“老韩，你已经尽力了，别自责了。”韩琦说：“我不是自责，是可惜——可惜那些改革措施，要是能继续搞下去，宋朝就不会这么难了。”
可韩琦没消沉多久，就又开始搞民生了。他在扬州修了座“平山堂”，既美化了环境，又成了老百姓游玩的地方；还组织农民修水利，让扬州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不少。老百姓都夸他：“韩知州就算被贬了，还是想着我们。”
韩琦就是这样——就算改革失败，就算被贬官，他也不会“躺平”，只会换个地方继续为老百姓办事。难怪后来仁宗皇帝想起他，会说：“韩琦这个人，虽然脾气急，但确实是个忠臣。”
第五章 三朝“定海神针”：一句话镇住太后，稳住宋朝江山
如果说韩琦的“中年生涯”是“改革急先锋”，那他的“晚年生涯”就是“宋朝定海神针”——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都靠他稳住朝局，尤其是英宗继位时，他一句话就化解了一场宫廷危机。
先说仁宗朝。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一直没立太子，大臣们都很着急，可没人敢提——仁宗皇帝忌讳这事，谁提谁倒霉。韩琦不管这些，每次上朝都跟仁宗皇帝说：“陛下，您年纪大了，该立太子了，不然将来朝廷会乱的。”
仁宗皇帝每次都敷衍他：“老韩，我再等等，说不定我还能有儿子呢。”韩琦说：“陛下，您都五十多了，再等下去就晚了。您要是不立太子，将来您驾崩了，大臣们肯定会争着立自己支持的人，到时候宋朝就危险了！”
有次韩琦又提立太子的事，仁宗皇帝被他说烦了，就说：“我知道了，你别再提了，我会立太子的。”韩琦赶紧说：“陛下，口说无凭，您得写个诏书，不然我不放心。”仁宗皇帝没办法，只能写了道诏书，立侄子赵曙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
后来仁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可英宗刚继位就得了“疯病”，整天胡言乱语，还打骂宫女太监，连朝政都没法处理。曹太后（仁宗的皇后）一看这情况，就想垂帘听政，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大臣们都慌了——要是太后垂帘听政，英宗又疯疯癫癫，朝廷肯定会乱。这时候韩琦站了出来，去找曹太后谈话。
曹太后一见韩琦，就哭着说：“韩宰相，皇帝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只能垂帘听政了。”韩琦却很冷静：“太后，陛下只是刚继位，压力太大，才得了病，过段时间就会好的。您要是垂帘听政，外面的人会说您想夺权，对您和陛下都不好。”
曹太后说：“可皇帝没法处理朝政，怎么办？”韩琦说：“有我们这些大臣在，朝政我们会处理好的。您只要好好照顾陛下，等陛下病好了，再把权力还给陛下就行了。”
曹太后还是不放心：“要是大臣们有意见，怎么办？”韩琦说：“太后放心，我会跟大臣们说清楚的。要是有人敢反对，我来搞定！”
说完，韩琦又去找英宗。英宗虽然疯疯癫癫，但看到韩琦，还是有点清醒。韩琦说：“陛下，您是宋朝的皇帝，得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太后是为了您好，您别跟太后闹矛盾。”英宗点了点头，虽然没说话，但也没再打骂宫女太监了。
就这么一句话，韩琦既稳住了曹太后，又安抚了英宗，化解了一场宫廷危机。大臣们都夸他：“韩宰相真是厉害，一句话就镇住了场子！”
英宗病好后，又出了个“濮议之争”——英宗想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考”（父亲），可大臣们觉得，英宗是过继给仁宗的，应该称仁宗为“皇考”，称濮王为“皇伯”，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曹太后也反对英宗的做法，还下了道诏书，批评英宗。英宗很生气，跟大臣们闹僵了，朝政又没法处理了。
又是韩琦站了出来，他先去找曹太后：“太后，陛下追封生父，是尽孝道，没什么错。您要是反对，陛下会心里不舒服，将来也会影响您和陛下的关系。”曹太后说：“可这不符合礼制啊。”韩琦说：“礼制是死的，人是活的。陛下尽孝道，也是符合情理的。”
然后韩琦又去找英宗：“陛下，追封生父可以，但不能跟仁宗皇帝争‘皇考’的称号。您可以称濮王为‘皇考’，但也要尊仁宗皇帝为‘皇考’，这样既尽了孝道，又不违背礼制。”
英宗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曹太后也不再反对，“濮议之争”就这么解决了。
英宗在位四年就去世了，神宗继位。神宗想搞改革，重用王安石，搞“王安石变法”。韩琦觉得王安石的变法太急了，会伤害老百姓的利益，就跟神宗说：“陛下，变法可以，但要慢慢来，不能太急。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想帮老百姓，可现在被贪官污吏利用，变成了搜刮老百姓的工具，您得管管啊。”
王安石听了，很不高兴，跟韩琦吵了起来：“韩宰相，你不懂变法，别瞎掺和！”韩琦说：“我在地方待了十几年，老百姓的情况我比你清楚。变法要是伤害了老百姓，就算能增加朝廷的收入，也不是好变法！”
神宗虽然信任王安石，但也知道韩琦是为了国家好，就说：“老韩，我知道你是为了国家，变法我会让王安石改改的。”
可王安石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搞变法，韩琦一看，知道自己劝不动了，就主动辞职，回了老家安阳。
临走前，神宗问他：“老韩，你走了，谁能帮我治理国家啊？”韩琦说：“陛下，王安石有才华，但太急了，您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要是有什么事，您还可以找我，我就算在老家，也会为陛下出主意的。”
韩琦就是这样，不管是仁宗、英宗还是神宗，只要朝廷有难，他都会站出来，像“定海神针”一样稳住宋朝江山。难怪神宗皇帝说：“韩琦是三朝元老，是宋朝的栋梁啊！”
第六章 退休老干部的“操心事”：活到老，为百姓忙到老
韩琦退休后，回到了老家安阳，本想好好享享清福，可他还是改不了“操心”的毛病——只要老家有麻烦，他还是会站出来，活脱脱一个“退休不褪色”的老干部。
安阳当时有个“洹水”，每年夏天都会发洪水，把老百姓的庄稼淹了。韩琦一看，就自己掏钱，组织老百姓修了条“韩公渠”，把洹水引到田里，既解决了洪水问题，又能灌溉庄稼。老百姓都夸他：“韩大人都退休了，还想着我们，真是个好官！”
韩琦还在安阳建了座“昼锦堂”，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活动的地方。他经常在昼锦堂里举办“诗词大会”，让老百姓家的孩子来参加，表现好的还能领奖品；有时候还会请医生来昼锦堂，免费给老百姓看病。
有次安阳闹旱灾，粮食歉收，老百姓没饭吃。韩琦立马开了自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还跟当地官员说：“你们也赶紧开仓放粮，要是再不管老百姓，我就去京城找陛下告状！”当地官员不敢不听，赶紧开仓放粮，缓解了旱灾。
韩琦退休后，神宗皇帝还经常派人去安阳问他的意见，比如变法遇到问题了，就问韩琦该怎么办；边境有战事了，就问韩琦该派谁去。韩琦每次都认真回复，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让使者带给神宗。
有次神宗想派一个叫李宪的宦官去西北带兵，韩琦知道后，赶紧写了封信给神宗：“陛下，李宪是宦官，不懂军事，让他去带兵，肯定会打败仗的。您还是派个有经验的将领去吧。”神宗听了，就没派李宪去，避免了一场败仗。
韩琦的身体越来越差，到了熙宁八年（1075年），已经卧床不起了。神宗皇帝派了最好的医生去安阳给韩琦看病，还亲自写了封信，让使者带给韩琦：“老韩，你一定要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国家大事呢。”
韩琦看完信，哭了，他对儿子韩忠彦说：“我这辈子，能遇到仁宗、英宗、神宗三位好皇帝，能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些事，已经很满足了。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做人，别给我丢脸。”
这年六月二十四日，韩琦在安阳去世，享年68岁。神宗皇帝得知消息后，哭了一整天，还亲自去韩琦的灵堂悼念，追赠韩琦为“尚书令”，谥号“忠献”——“忠献”是宋朝最高的谥号之一，只有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才能得到。
韩琦的灵柩从安阳运回开封的时候，老百姓都出来送行，有的哭，有的烧纸，还有的跟着灵柩走了几十里。从安阳到开封，一路上都是送行的老百姓，场面特别感人。
韩琦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事迹却一直流传了下来：他修的韩公渠，还在灌溉着安阳的农田；他建的昼锦堂，成了安阳的名胜古迹；他的“先为国，后为己”的精神，成了宋朝官员的榜样。
现在提起韩琦，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个好官，是个忠臣，是个能办事的人。”其实韩琦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读书时好好读书，当官时好好当官，退休了还想着老百姓。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就是想为国家和老百姓多做点事，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没白活。”
韩琦的一生，就像宋朝的一面镜子——有过辉煌，有过挫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国家的忠诚，对老百姓的关爱。这种精神，不管过多少年，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