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大宋文臣里的“人间不粘锅”与“谈判天花板”
第一章 初入官场：别拿“官二代”不当实力派（续）
仁宗听富弼这话，眼睛瞬间亮了——满朝文武要么喊着“干他”要么喊着“忍他”，总算有人把“干”和“忍”的坑都指出来了！他赶紧追问：“那依你之见，该怎么办？”
富弼清了清嗓子，慢悠悠说：“陛下，打得有打得名堂，和得有和得底线。先派人去边境查粮草、点兵马，把家底摸清楚——总不能饿着肚子跟人拼命；再派使者去西夏探探底，看他们到底想要啥，要是就想要点岁币，咱可以谈；要是想抢土地，那咱就算勒紧裤腰带也得扛住。”
这话一说完，仁宗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当场就拍板：“就按你说的办！朕给你个‘太常博士’的官，先去边境调研粮草！”
富弼刚领了差事，出门就遇上了几个等着看笑话的老臣。有个姓刘的御史，平时就看“官二代”不顺眼，凑过来阴阳怪气：“富博士这是一步登天呐，可别到了边境，连粮草账本都看不懂，让人把粮食骗走咯！”
富弼没跟他抬杠，只是笑了笑：“刘御史放心，下官就算看不懂账本，也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只会在京城对着地图喊‘打打打’——毕竟纸上谈兵，不如实地走一遭。”
这话怼得刘御史脸都绿了，甩着袖子就走了。富弼也不care，收拾行李就往边境跑。到了地方才发现，边境的情况比他想的还糟——有的粮仓里堆的不是粮食，是干草；有的士兵穿的铠甲，连箭都挡不住；更离谱的是，有个县令为了凑“粮草充足”的政绩，居然让百姓把家里的口粮拿出来充数，等朝廷官员走了再还回去。
富弼气得差点把账本摔了，当场就把那个县令给撤了，还让人把粮仓里的干草全清出去，重新统计真实粮草数量。有下属劝他：“富大人，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上面的官员肯定不高兴，您可得小心点。”
富弼翻了个白眼：“我是来查粮草的，不是来替人捂盖子的。要是因为怕得罪人，就让士兵饿着肚子打仗，那我这个官不如不当！”
就这么着，富弼在边境待了三个月，把真实的粮草、兵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还写了份《边境时务十策》递回京城。仁宗看了之后，直呼“幸好派了富弼去”，立马下旨整顿边境粮草，还把几个虚报政绩的官员给贬了。
经此一遭，富弼在朝廷里算是“出圈”了——以前大家都觉得他是“官二代里的书呆子”，现在才发现，这小子不仅有学问，还敢干事、能干事。连之前抢他功劳的王知府，都托人给富弼带了封信，说“当年没看出富老弟这么有本事，是老哥我眼拙”。富弼看了信，笑了笑就给收起来了——毕竟跟这种人计较，没意思。
第二章 出使辽国：大宋“谈判天花板”的硬核首秀
庆历二年，大宋的边境又不消停了——这次不是西夏，是北边的辽国。辽兴宗耶律宗真派了个使者来汴京，开口就提要求：要么把“关南之地”（现在河北、天津一带）还给辽国，要么每年给辽国加“岁币”，不然就派兵打过来。
消息一传开，朝廷里又炸锅了。有的大臣吓得腿软，说“赶紧给岁币吧，不然打不过”；有的大臣又喊着“打！跟辽国拼了”；还有的大臣更离谱，说“要不咱跟西夏联手，一起对付辽国？”——合着这是把西夏当“好兄弟”了，忘了之前西夏怎么骚扰边境的。
仁宗也头疼得不行，他知道辽国这是趁火打劫——大宋刚跟西夏打了几仗，国力还没恢复，辽国想趁机捞点好处。这时候，范仲淹又站出来了，说：“陛下，要想跟辽国谈，得派个能说会道、又不怕死的人去。我看富弼行！”
仁宗一想，对啊，富弼之前分析边境问题头头是道，去辽国谈判应该靠谱。于是就召富弼进宫，跟他说：“富爱卿，辽国那边态度强硬，你去跟他们谈，一定要保住大宋的体面，也别把关系闹僵了。”
富弼一听，也没推辞，只是问了句：“陛下，要是辽国非要关南之地，怎么办？”
仁宗愣了一下，说：“关南之地是太祖、太宗打下的基业，不能给。要是他们要岁币，只要不太过分，可以商量。”
富弼点点头：“陛下放心，下官一定不辱使命。”
出发前，有朋友劝富弼：“辽国那边民风彪悍，辽兴宗又是个暴脾气，你去了可得小心点，别跟他们硬刚，实在不行就先答应下来，回来再从长计议。”
富弼拍了拍朋友的肩膀：“我是去谈判的，不是去当‘软骨头’的。该刚的时候就得刚，该谈的时候再谈——要是我软了，辽国只会更得寸进尺。”
就这样，富弼带着几个随从，背着一堆“谈判资料”，就往辽国的都城上京（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去了。一路上，随从们都紧张得不行，有的甚至偷偷准备了“遗书”，富弼倒是淡定得很，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还跟随从们讲“辽国的历史故事”，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到了上京，辽兴宗没给富弼好脸色——一见面就坐在龙椅上，翘着二郎腿，说：“富大人，朕听说大宋最近跟西夏打得挺惨啊，要是辽国再出兵，你们大宋扛得住吗？”
这话明显是威胁，富弼也不慌，拱了拱手说：“辽主陛下，大宋跟西夏打仗，确实消耗了不少国力，但大宋的底子还在——要是辽国真要出兵，我们就算拼尽全力，也能跟辽国打几年。到时候，辽国就算赢了，也得损兵折将，得不偿失。”
辽兴宗没想到富弼这么直接，愣了一下，又说：“朕也不想打仗，就是觉得关南之地本来就是辽国的，你们大宋占了这么多年，也该还了。”
富弼笑了笑，说：“陛下这话就不对了。关南之地是后晋的时候，石敬瑭割给辽国的；后来太祖皇帝建立大宋，派兵把这块地收了回来，至今已经快百年了。要是按‘以前是谁的就是谁的’算，那辽国当年从唐朝手里抢的土地，是不是也该还给大唐？”
这话把辽兴宗问得哑口无言，脸都红了。旁边的辽国大臣赶紧打圆场：“富大人，话不能这么说！现在是辽国跟大宋谈，提唐朝干什么？”
富弼转头看向那个大臣，说：“这位大人，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土地的归属，要看现在是谁在治理，是谁在让百姓安居乐业。关南之地在大宋手里，百姓们有田种、有饭吃；要是归了辽国，辽国是不是能保证百姓们的日子不比现在差？”
辽兴宗被富弼说得没脾气了，只好转移话题：“那要是不还土地，大宋就得给辽国加岁币。不然朕在大臣们面前没面子，这事儿也不好收场。”
富弼见辽兴宗松口了，心里也松了口气，说：“岁币的事，下官可以跟陛下商量。但有个条件——辽国得跟大宋签订盟约，以后不能再随便骚扰边境，也不能帮西夏对付大宋。”
辽兴宗想了想，觉得这条件也不算过分，就答应了。最后双方约定，大宋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增加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辽国则承诺不再侵犯大宋边境，也不与西夏结盟。
谈判成功后，富弼就准备回大宋复命。辽兴宗为了拉拢他，特意送了他一堆金银珠宝，说：“富大人是个人才，这些东西你拿着，就算是朕的一点心意。”
富弼当场就把东西推回去了，说：“陛下，下官是大宋的臣子，为大宋办事是应该的，不能要陛下的东西。要是陛下真想感谢我，就好好遵守盟约，让宋辽两国的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
辽兴宗见富弼这么“油盐不进”，也只好收回了礼物，心里却对他多了几分敬佩——他见过不少大宋的官员，要么贪财，要么怕死，像富弼这样又正直又有骨气的，还真不多见。
富弼回到汴京后，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仁宗。仁宗高兴得不行，当场就下旨表扬富弼“不辱使命，为国争光”，还把他升为“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一下子就成了朝廷的核心官员。
这下子，朝廷里那些之前看富弼不顺眼的人，也不敢再瞎逼逼了——毕竟人家是靠真本事挣来的官，不是靠关系混上来的。就连之前阴阳怪气的刘御史，见了富弼都得点头哈腰，说“富大人真是大宋的栋梁之才”。富弼也不跟他计较，只是笑了笑——毕竟跟这种人计较，掉价。
第三章 新政风波：“不粘锅”如何在党争里全身而退
富弼升为枢密副使后，正好赶上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范仲淹觉得，大宋当时存在不少问题——官员冗余、贪污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要是不改革，迟早要出大问题。于是就跟富弼、韩琦等人一起，向仁宗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包括“严明官吏考核、限制官员子弟荫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等。
仁宗也觉得改革有必要，就支持他们推行新政。一开始，新政推行得还挺顺利，不少贪官污吏被查处，有能力的官员得到提拔，百姓们也拍手叫好。可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那些被新政触动利益的官员，开始抱团反对新政，还到处造谣，说范仲淹、富弼等人“结党营私，想架空皇帝”。
当时朝廷里的“保守派”首领，是个叫吕夷简的老臣。吕夷简当了十几年宰相，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新政里的“限制官员子弟荫补”，直接断了他不少门生的“当官捷径”，所以他跟新政班子仇深似海。
吕夷简先是让人写匿名信，说范仲淹和富弼“私下里跟西夏有联系，想谋反”；然后又找了几个御史，让他们在仁宗面前告状，说“新政搞得民不聊生，百姓都怨声载道”。
仁宗一开始还不信，但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他耳边说新政的坏话，心里也开始犯嘀咕。有一回，仁宗召富弼进宫，问他：“富爱卿，外面都说你跟范仲淹结党，有这事吗？”
富弼一听就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他赶紧跪下说：“陛下，臣跟范大人是朋友，也是同事，我们一起推行新政，是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不是为了结党。要是陛下觉得我们有问题，可以派人去查，要是查到我们有结党营私的证据，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仁宗见富弼说得诚恳，心里的疑虑消了不少，但还是说：“朕知道你们是为了国家好，但外面的谣言太多，你们也得注意点分寸，别让人家抓住把柄。”
富弼点点头，心里却明白，保守派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果然，没过多久，又出了个“苏舜钦案”——苏舜钦是范仲淹的门生，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他在一次聚会中，用公款请人吃饭，还让歌女陪酒。吕夷简抓住这个机会，把事情闹大，说苏舜钦“贪污公款、败坏风气”，还说这是新政班子“纵容下属”的结果。
仁宗震怒，把苏舜钦贬到了地方，还对范仲淹、富弼等人产生了不满。范仲淹见形势不对，就主动向仁宗请求调离京城，去地方任职。富弼也知道，现在新政已经推行不下去了，要是再留在京城，只会被保守派继续攻击，于是也向仁宗请辞，说“臣想去地方历练历练，为百姓做点实事”。
仁宗见他们都要走，心里也有点愧疚，但还是答应了——毕竟他也不想看到朝廷里的党争闹得太厉害。就这样，富弼被调到了青州（现在山东青州）当知州，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临走前，有朋友跟富弼说：“你这是被保守派逼走的，就这么认了？”
富弼笑了笑：“认不认又能怎么样？要是我跟他们硬拼，只会让陛下更为难，还会连累更多支持新政的人。不如去地方，至少能为百姓做点实事，总比在京城跟人吵架强。”
朋友又问：“那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逃兵’？”
富弼说：“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要问心无愧就行。再说了，我不是逃兵，我只是换个地方为大宋做事——京城有京城的事，地方有地方的事，只要能做事，在哪都一样。”
就这样，富弼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汴京。他这一走，不仅避开了党争的漩涡，还保住了自己的名声——后来不管是新政派还是保守派，提起富弼，都没人说他的坏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从来没跟人结党，也没搞过阴谋诡计，只是个想做事的官员。这就是富弼的“不粘锅”本事——不管身处多么复杂的环境，都能保持清醒，不跟人同流合污，也不被人抓住把柄，最后还能全身而退。
第四章 青州治蝗：从“谈判专家”到“灭蝗达人”的跨界逆袭
富弼到了青州，刚站稳脚跟，就遇上了个大麻烦——蝗灾。庆历三年夏天，青州一带突然闹起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飞过来，把庄稼吃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甚至连树叶都被蝗虫啃光了。
百姓们吓得不行，有的烧香拜佛，求“蝗神”保佑；有的收拾行李，准备逃荒；还有的人甚至说“这是上天在惩罚大宋，因为新政得罪了神仙”——这话一听就是保守派传出来的，故意给富弼添堵。
青州的官员们也慌了神，有的说“赶紧派人去京城求救，让朝廷派军队来灭蝗”；有的说“还是祭天吧，说不定蝗神一高兴，就把蝗虫收走了”；还有个姓赵的通判，更离谱，说“蝗虫怕噪音，咱们组织百姓敲锣打鼓，把蝗虫吓跑”——结果百姓们敲了三天三夜的锣，蝗虫没吓跑，倒是把自己累得够呛，庄稼还被啃得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