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看着眼前的景象，又气又急——气的是官员们只会瞎出主意，急的是再不想办法，百姓们就要饿死了。他没跟官员们废话，直接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派人去田间地头查看蝗灾情况，统计受灾的村庄和百姓数量，摸清蝗虫的活动规律——比如蝗虫喜欢吃什么庄稼，什么时候产卵，什么时候飞。
第二，组织百姓捕蝗，规定“捕一斤蝗虫，换二斤粮食”——这样既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又能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第三，让工匠们制作“捕蝗工具”——比如用竹篾编成长长的“捕蝗网”，用木板做“拍蝗板”，还教百姓们“挖沟埋蝗”——在蝗虫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一条深沟，在沟里放上诱饵，等蝗虫掉进沟里，就用土把它们埋了。
命令刚下，就有官员反对：“富大人，捕蝗太辛苦了，百姓们肯定不愿意干；而且咱们青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用粮食换蝗虫，要是粮食不够了怎么办？”
富弼瞪了他一眼：“百姓们要是没了庄稼，迟早会饿死，现在让他们捕蝗换粮食，至少能让他们活下去！至于粮食不够，我已经让人去周边州县调粮了，要是调不来，我就是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也得让百姓们有饭吃！”
官员们被富弼说得不敢再说话，只好照着他的命令去做。富弼自己也没闲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随从去田间地头，跟百姓们一起捕蝗。他穿着粗布衣服，拿着捕蝗网，不管太阳多晒，不管蝗虫多脏，都跟百姓们一起干。百姓们见知州大人都这么卖力，也都干劲十足，纷纷加入捕蝗的队伍。
有一回，富弼在田间捕蝗，不小心被蝗虫咬了一口，手臂又红又肿。随从们赶紧让他回去休息，富弼却摆摆手说：“这点小伤算什么，百姓们每天都在田里捕蝗，比我辛苦多了，我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伤就回去休息？”
百姓们见了，都感动得不行，有的甚至哭着说：“富大人真是好官啊，要是换了别的官，早就躲在衙门里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富弼的带领下，青州的百姓们捕蝗捕了两个多月，总算把蝗灾控制住了。虽然还是有不少庄稼被吃掉了，但至少没让百姓们饿肚子，也没出现大规模逃荒的情况。
蝗灾过后，富弼又组织百姓们补种庄稼，还开仓放粮，帮助受灾严重的百姓恢复生产。他还写了本《捕蝗法》，把青州捕蝗的经验总结出来，发给周边州县，让大家以后再遇到蝗灾，知道该怎么应对。
消息传到京城，仁宗高兴得不行，特意下旨表扬富弼“治蝗有功，爱民如子”，还把他的《捕蝗法》在全国推广。之前说富弼是“逃兵”的人，现在也闭了嘴——人家在地方上干得这么出色，比在京城跟人吵架强多了！
就连保守派的吕夷简，也在私下里跟人说：“富弼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不仅会谈判，还会治蝗，看来我之前是小看他了。”
富弼在青州待了三年，把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们安居乐业，官员们不敢贪污，甚至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少了很多。青州的百姓们都很爱戴他，还给他建了座“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的祠堂），逢年过节就去祭拜，祈求富弼身体健康、官运亨通。
富弼知道后，赶紧让人把生祠拆了，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不值得百姓们这么敬重。要是你们真的感谢我，就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让青州越来越富，这比建生祠强多了。”
百姓们见富弼这么谦虚，更敬重他了——后来富弼调离青州的时候，百姓们都哭着拉着他的马车，不让他走，有的甚至跟着马车走了几十里路。富弼也很感动，跟百姓们约定：“要是以后青州有需要，我一定回来帮你们！”
第五章 拜相之路：大宋“老好人”如何成为“定海神针”
嘉佑六年，富弼被调回了京城。这时候，仁宗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朝廷里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有的大臣想拥立太子，有的大臣想趁仁宗病重捞点好处，还有的大臣在背后搞阴谋诡计，想争夺宰相的位置。
仁宗知道富弼为人正直、有能力，就想让他当宰相，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但富弼却推辞了，说：“陛下，臣离开京城多年，对朝廷的情况不太熟悉，而且现在朝廷里的局势复杂，臣怕自己胜任不了宰相的职位，耽误了国家大事。”
仁宗知道富弼是怕卷入权力斗争，就劝他：“富爱卿，朕知道你不想卷入纷争，但现在大宋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稳定局势。你放心，朕会支持你的，只要你一心为国家做事，没人敢为难你。”
富弼见仁宗这么诚恳，也不好再推辞，只好答应了。就这样，富弼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大宋的宰相。
富弼刚当上宰相，就有人给他“送礼”——有的送金银珠宝，有的送良田豪宅，还有的想把自己的亲戚推荐到朝廷当官。富弼一概拒绝，还下了道命令：“以后谁要是再给我送礼，或者想走后门当官，别怪我不讲情面，直接把他交给御史台查处！”
命令一公布，朝廷里的官员们都老实了——毕竟富弼的脾气大家都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谁也不想撞枪口上。
富弼当宰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他让人把朝廷里所有官员的档案都调出来，一个个审查——凡是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不管他背景多硬，一律贬官或撤职；凡是有能力、有政绩的官员，不管他有没有关系，一律提拔。
有个姓王的官员，是吕夷简的侄子，平时在朝廷里横行霸道，还贪污了不少公款。富弼查到他的问题后，直接把他贬到了偏远的地方当小官。吕夷简的门生们想为他求情，说“王大人是吕相公的侄子，能不能从轻处理？”
富弼说：“不管他是谁的侄子，只要犯了法，就必须依法处理。要是因为他是吕相公的侄子就从轻处理，那以后朝廷的法律还有谁会遵守？”
门生们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吕夷简知道后，不仅没生气，还跟人说：“富弼这么做是对的，要是我还在宰相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
富弼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安抚百姓”。当时大宋的赋税很重，百姓们的生活很苦。富弼就向仁宗建议，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还让地方官员开仓放粮，帮助百姓们渡过难关。仁宗答应了，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说“富宰相是个好官，能为百姓着想”。
富弼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稳定边境”。当时西夏又开始骚扰大宋的边境，辽国也有点蠢蠢欲动。富弼就派人去边境加强防御，还跟辽国、西夏重新签订了盟约，约定“互不侵犯，和平相处”。在他的努力下，大宋的边境又恢复了平静，百姓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富弼当宰相的几年里，大宋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稳定——官员们不敢贪污，百姓们安居乐业，边境也很平静。仁宗对他很满意，经常跟人说：“有富弼在，朕就放心了。”
但富弼也有“头疼”的时候——比如仁宗晚年，因为没有儿子，一直在为“立太子”的事情发愁。朝廷里的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立仁宗的侄子赵曙为太子，另一派支持立仁宗的弟弟为太子，两派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回，两派大臣在朝堂上吵了起来，甚至差点动手。富弼赶紧站出来，说：“立太子是大事，得慢慢商量，不能着急。陛下现在身体不好，我们要是因为立太子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只会让陛下更担心，也会让百姓们不安。不如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放，等陛下身体好一点，再跟陛下商量。”
大臣们见富弼这么说，也不好再吵了——毕竟富弼是宰相，而且他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富弼又一次化解了朝廷的危机，成了大宋的“定海神针”。
嘉佑八年，仁宗去世，赵曙即位，就是宋英宗。英宗刚即位的时候，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不能处理朝政。朝廷里的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有的大臣想趁机夺权，有的大臣想把英宗的皇后曹氏推上“垂帘听政”的位置。
富弼又站了出来，说：“英宗陛下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能处理朝政的，只是需要休息。我们作为大臣，应该辅佐陛下，而不是趁机夺权，或者让太后垂帘听政。要是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朝廷的权力就会落到外戚手里，这对大宋的江山社稷不好。”
在富弼的坚持下，英宗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亲自主持朝政，朝廷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英宗很感激富弼，说：“要是没有富宰相，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富弼当宰相的几年里，虽然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用自己的正直和能力，稳定了大宋的局势，为百姓们谋了不少福利。他就像大宋的“定海神针”，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只要有他在，大家就觉得安心。
第六章 晚年生活：洛阳城里的“老顽童”与“百姓贴心人”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熙宁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跟之前的“庆历新政”不一样，更激进、更彻底，比如“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初衷是好的，想增加朝廷的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但在推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政绩”，强迫百姓贷款，或者加重百姓的赋税，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
富弼觉得王安石的变法太激进了，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就多次向宋神宗（英宗去世后，神宗即位）进言，说：“陛下，变法是好事，但不能太着急，得慢慢来，要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要是强行推行，只会让百姓们受苦，也会让朝廷的局势变得不稳定。”
但神宗很支持王安石，觉得富弼的思想太保守了，就不太听他的话。富弼见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又不想跟王安石等人发生冲突，就向神宗请求退休，说：“臣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想回洛阳养老，为陛下分担不了多少事情了。”
神宗见富弼态度坚决，也不好挽留，就答应了，还赐给富弼一堆金银珠宝，让他在洛阳好好养老。
富弼回到洛阳后，并没有像其他退休官员一样，整天在家养花种草、悠闲度日，而是经常出去跟百姓们聊天，了解百姓们的生活情况。要是百姓们遇到了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帮忙——比如有的百姓家里穷，孩子没钱上学，富弼就出钱建了所“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有的百姓家里的田地被洪水淹了，富弼就让人帮他们修堤坝、补种庄稼。
洛阳的百姓们都很喜欢富弼，经常有人去他家拜访，送点自己种的蔬菜、水果。富弼也不拒绝，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就像一家人一样。
富弼在洛阳还有几个好朋友，比如司马光、邵雍等人。他们经常一起下棋、喝酒、聊天，有时候还会争论一些国家大事。司马光跟富弼一样，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吐槽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说“王安石这是在瞎折腾，迟早会把大宋折腾坏”。
有一回，富弼跟司马光下棋，下到一半，富弼突然悔棋。司马光不乐意了，说：“富老哥，下棋哪有悔棋的道理？你这是耍赖！”
富弼笑了笑，说：“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刚才那步棋走错了，悔一步怎么了？再说了，下棋就是图个乐子，没必要这么认真。”
司马光无奈地摇摇头：“你啊，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么‘老顽童’。”
邵雍在旁边听了，也笑了：“你们两个啊，加起来都快一百岁了，还跟小孩子一样吵吵闹闹，真是有意思。”
除了跟朋友下棋、聊天，富弼还喜欢写文章。他晚年写了本《富郑公集》，里面收录了他一生的奏折、书信、文章，还有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这本书后来成了研究大宋历史的重要资料，很多历史学家都很喜欢看。
富弼晚年的生活虽然很悠闲，但他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当听到朝廷里有什么新的消息，他都会让人把报纸（大宋当时有“邸报”，相当于现在的报纸）拿来看看，要是看到有对百姓不利的政策，他就会写信给朝廷里的老朋友，让他们向神宗进言，希望能改变政策。
熙宁六年，富弼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洛阳的百姓们知道后，都很担心，纷纷去寺庙里烧香拜佛，祈求富弼能早日康复。神宗也派了太医去洛阳，给富弼看病。
但富弼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临终前，他把家人和朋友都叫到身边，说：“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的——当了几十年官，没贪污过一分钱，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百姓的事，也没跟人结过仇。我死后，你们不要给我办隆重的葬礼，也不要跟朝廷要什么封赏，就把我埋在洛阳的郊外，跟百姓们离得近一点就行。”
熙宁六年八月，富弼去世，享年八十岁。神宗听说后，很伤心，特意下旨追赠富弼为“太尉”，谥号“文忠”，还派官员去洛阳主持富弼的葬礼。
洛阳的百姓们听说富弼去世了，都哭了，纷纷自发地去送葬，队伍从富弼家一直排到了墓地，有好几里路长。有的百姓甚至哭着说：“富大人走了，以后我们有困难，找谁帮忙啊？”
富弼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故事却一直在大宋流传着。后来的官员们都把富弼当成榜样，学习他的正直、他的能力、他的爱民如子；百姓们也一直记得他，说他是“大宋最好的宰相之一”，是“百姓的贴心人”。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研究富弼的生平事迹，喜欢他的幽默、他的智慧、他的担当。他就像一颗明亮的星星，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千年，但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告诉我们：不管身处什么时代，不管当多大的官，只要你正直、有能力、能为百姓做事，就会被人们永远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