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官场里的“文学清流”：不按常理出牌的官员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凭借着《文心雕龙》的名气，被推荐入朝为官。按理说，进入官场后应该学会圆滑世故，可刘勰偏偏是个“直肠子”，满脑子都是文学理论，做起事来也带着一股“书生气”，被同僚们私下称为“官场文学清流”。
他最初担任奉朝请，这是一个闲散的官职，每天的工作就是参加朝会，偶尔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刘勰并不在意官职的大小，反而利用空闲时间继续研究文学，还经常和朝中的文人雅士交流探讨。有一次，朝廷举办宴会，席间有人提议作诗助兴。一位官员为了讨好梁武帝，写了一首阿谀奉承的诗，众人都纷纷称赞，只有刘勰站起来说：“这首诗辞藻华丽，但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不符合‘文以明道’的宗旨。”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那位官员更是满脸通红。梁武帝却十分欣赏刘勰的直言不讳，对他说：“刘爱卿说得有道理，文章就应该言之有物，不能只追求形式。”
后来，刘勰又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负责为太子萧统起草文书。太子萧统是个文学爱好者，对刘勰十分敬重，经常和他一起讨论文章。刘勰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太子整理典籍，编纂《昭明文选》。在编纂过程中，刘勰坚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对每一篇文章都仔细筛选，反复斟酌。有一次，有人推荐了一篇当时很流行的艳体诗，刘勰看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种诗格调低下，不利于引导世人树立正确的文学观，不能入选。”他的坚持得到了太子的支持，《昭明文选》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刘勰在官场中虽然正直敢言，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一位权贵想让刘勰为他写一篇歌功颂德的碑文，还许诺给丰厚的报酬。刘勰却严词拒绝：“碑文是用来记录真实事迹的，不能凭空捏造，我不能为了钱财而违背自己的原则。”那位权贵恼羞成怒，便在背后散布谣言，诋毁刘勰。刘勰对此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文学研究。
在官场的这些年，刘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被权力和利益所迷惑。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文以载道”的理念，成为了官场中的一股“清流”，也让“文心先生”的雅号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章 归隐后的“文心不朽”：把理论刻进历史的人
中年以后，刘勰见官场黑暗，厌倦了尔虞我诈的纷争，便萌生了归隐的念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刘勰上表请求出家为僧，得到了梁武帝的批准。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定林寺，法号慧地，可人们还是习惯叫他“文心先生”。
归隐后的刘勰并没有放下文学，反而更加专注于《文心雕龙》的修订和传播。他在寺里开辟了一间小屋，每天清晨起来，就坐在窗前修改书稿。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思考，他对文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书稿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有一次，他读到“时序”篇，联想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对文学的影响，便在后面加了一段批注：“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之作，与时代同呼吸也。”
除了修订书稿，刘勰还在寺里收了几个徒弟，向他们传授文学理论。他教学方法独特，不像传统的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让徒弟们自己阅读文章，然后互相讨论，最后他再进行点评。有一次，徒弟们争论起屈原和宋玉的文学成就，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刘勰并没有直接下结论，而是笑着说：“屈原的文章刚健豪放，充满爱国情怀，如高山峻岭；宋玉的文章细腻委婉，辞藻华丽，如流水潺潺，各有千秋，何必非要分个高低呢？”徒弟们听了，都茅塞顿开。
刘勰的晚年生活平静而充实，他每天与经书为伴，与徒弟们探讨文学，偶尔也会到山间散步，感受大自然的美景，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他的身体虽然日渐衰老，但精神依然矍铄，谈起文学来依然神采飞扬。
梁武帝大同四年，刘勰在定林寺圆寂，享年约五十六岁。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文心雕龙》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这部着作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本质、起源、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等问题，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唐代的李白、杜甫，到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再到明清的金圣叹、王国维，无数文人墨客都受到了《文心雕龙》的启发。
“文心先生”这个雅号，不仅是对刘勰文学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他一生执着追求文学理想的赞扬。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南朝文坛的夜空中闪耀，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当我们翻开《文心雕龙》，依然能感受到刘勰那份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仿佛看到那位“文心老顽童”正坐在藏经阁里，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琢磨着文章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