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南星环视一周，缓缓开口：“李局长的顾虑很实际。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人才流失了，企业垮了，税源没了，财政不是更困难吗？”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建议，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多少钱，而是先搞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政策。哪些是必须的硬投入，哪些是可以通过优化服务解决的软环境。把问题梳理清楚，再谈钱。”
苏晴立刻接上：“我同意南星的意见。我接触的高端人才，除了关心安家费、科研经费这些硬条件，更关心子女教育、医疗资源、配偶就业这些生活配套。这些不一定都要花大钱，有些是服务优化的问题。”
教育局赵局长点头：“苏局长说得对。比如子女入学，我们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高端人才子女开辟绿色通道，这不增加多少财政负担，但对留住人才很关键。”
人社局钱局长也说：“配偶就业这块，我们可以协调一些优质企业，提供对口岗位。这也不需要财政直接出钱，是资源整合的问题。”
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初步形成了思路：一方面，对必须的财政投入，如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要适当提高标准；另一方面，对人才服务的软环境，要全面优化，形成武市的独特优势。
散会后，姜南星和苏晴走在最后。
“你觉得怎么样？”姜南星问。
“思路是对的。”苏晴说，“不过具体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细节要推敲。比如，怎么定义‘高端人才’？标准定高了，覆盖人少；定低了，财政压力大。”
“这确实是个问题。”姜南星说，“这样，咱们分头调研。你去高校，我去企业，听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咱们再碰。”
“好。”
接下来的两周，姜南星和苏晴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她们走访了六所高校、十二家高新技术企业，还专门召开了几场海归人才座谈会。
调研越深入，问题越清晰。姜南星和苏晴每天都要通电话，交流调研情况，讨论对策。
这天晚上，已经九点多了，姜南星还在办公室整理调研报告。手机响了，是苏晴。
“还在办公室？”苏晴问。
“嗯，整理今天的调研记录。”姜南星揉了揉发酸的脖子，“你呢？”
“也在办公室。”苏晴说，“我刚把高校那边的意见梳理完。南星，我发现一个问题——咱们之前想的人才政策，太‘一刀切’了。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完全不一样。”
姜南星来了精神：“详细说说。”
“比如高校的教授、研究员，最看重科研条件和学术环境；企业的高管、技术骨干，更看重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海外引进的人才，特别关注子女教育和生活便利。”苏晴条理清晰地说，“咱们的政策，得分门别类，不能一个模板套所有人。”
“你说得太对了。”姜南星兴奋地说，“我这几天在企业调研，也有这种感觉。晴姐，你这个思路很好！”
苏晴说:“那咱们接着说。我刚才想到，除了分类施策，还可以搞个‘人才服务包’。把安家、子女教育、医疗、配偶就业这些服务打包，人才来了，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
“这个想法好！”姜南星说，“服务包可以分成不同档次，对应不同层次的人才。最高档的，连老人养老、家政服务都包括。”
两人越聊越投入，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小时。挂电话前，苏晴说：“南星，我大概理出了个框架，明天咱们碰一下？”
“好，明天上午九点，我办公室。
她们两人从最初的彼此试探，到后来的默契配合，再到现在的互称姐妹，每一步都是水到渠成。
苏晴的干练、敏锐、对细节的把控，让她学到了很多；而她在宏观布局和系统思考上的优势，也给了苏晴不少启发。
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自己缺少的东西——她羡慕苏晴的洒脱和独立，苏晴欣赏她的坚韧和顾家。
这种互补，不仅体现在工作上，也慢慢渗透到了生活中。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周惟清。
“还没回家？”他的声音里带着关切。
“马上就回。”姜南星说，“刚才和晴姐——哦，就是苏晴——打电话讨论人才政策的事，聊得有点久。”
周惟清在电话那头笑了：“晴姐，你们现在关系这么好了？”
“嗯。”姜南星边收拾东西边说，“她确实很有想法，对人才服务的细节考虑得特别周到。我们今天讨论出个新思路，准备搞‘人才服务包’，一站式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这个思路不错。”周惟清说，“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密集调研，效果怎么样？”
“收获很大。”姜南星说，“发现了不少之前没想到的问题。对了，我们初步的想法是，人才政策要分类施策，不能一刀切。不同人才需求不同，政策也得有针对性。”
周惟清赞许道：“这个思路很对。南星，你现在考虑问题越来越周全了。苏晴在这方面有经验，你们多交流是好事。”
“我知道。”姜南星拿起包，“我这就回去，大概二十分钟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