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成都城外刑场血流成河。
对于大部分被裹挟的壮丁和普通士兵，进行登记造册。
一部分身体状况尚可，无明显恶迹者，被打散编入李定国部或黄义明的新军，
充作辅兵或一线战力补充——这也是明末军队补充兵员的常见做法。
剩余老弱或强烈要求归乡者，在严格搜查，确保未携带军械后，
发给少量口粮，勒令其即刻离开成都，返回原籍。
这些人前途渺茫，很多可能会死在回乡路上，或沦为新的流民土匪。
此举亦是无奈之举，若放任其在成都，只会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北方正值免税分田，此时若能活着过去，尚且有一条活路。
若是真的走不到北方，死在路上，也是为田亩增添了些许养分。
乱世，本是如此！
李定国负责主要的招抚和整编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勉强安抚着降卒的情绪，
但其中的隔阂与不信任，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
成都城内，民生凋敝到了极点。
张献忠败退前，已对城内进行了最后一轮搜刮，粮食储备所剩无几。
大量房屋毁于战火，百姓流离失所，挤在残垣断壁或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缺衣少食。
黄得功下令开仓放赈，但缴获的西军粮仓本就存粮不多，对于数十万嗷嗷待哺的军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粥棚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稀薄的粥水只能勉强吊命。
哄抢，斗殴时有发生，维持秩序的士兵往往需要用皮鞭和刀背才能控制住场面。
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和药品，有门路的商贾开始囤积居奇，大发战争财。
联军虽然明令禁止，但在混乱初期，收效甚微。
官府机构几乎瘫痪。
黄得功以平西主帅身份，暂时接管了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军政大权。
他急需向朝廷报捷，并请求派遣文官接管地方政务，调拨钱粮赈济。
但通往北京的道路漫长，朝廷的反应，以及能给予多少实际支持，都是未知数。
他只能依靠军中文吏和少数投诚的，名声尚可的原明朝降官，勉强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行政运转，清点户口，安抚士绅，试图恢复秩序。
黄得功作为主帅，他一方面为攻克成都，击毙张献忠这一不世之功感到振奋，需要精心撰写捷报，凸显自己和麾下将士的功绩。
另一方面，面对眼前这个烂摊子，他深感压力巨大。
缺粮，可能发生的瘟疫，降卒的安置，地方的重建，每一个问题都足以让他焦头烂额。
李定国的心情最为复杂。
他完成了“弃暗投明”的关键一步，并立下大功，但手上也间接沾满了昔日同袍的鲜血。
整编降卒的工作困难重重，旧部的怨恨，新附者的疑虑，都让他如履薄冰。
他渴望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和封赏，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但同时，他更担心鸟尽弓藏。
张献忠已死，自己真的还有价值吗？
黄义明与秦翼明更多沉浸在战役胜利的喜悦和论功行赏的期待中。
黄义明的新军经过此番锤炼，虽伤亡不小，但已堪称劲旅。
秦翼明白杆兵则开始盘算着如何将战利品和功劳最大化，以便向石柱和朝廷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