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争取更大财政自主权、减少对伦敦经济依附方面，他们与澳、加、新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南非需要和平与发展，”代表谨慎地措辞，“任何强制性的帝国安排，如果加重我们的财政负担或引发内部新的纷争，我们都难以接受。”
亚瑟耐心地倾听着各方的诉求和顾虑，然后开始进行巧妙的协调与整合。
他强调，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在几个核心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第一，反对强制性的帝国特惠制：必须坚持各自治领拥有独立的关税制定权，帝国内部贸易合作应基于自愿、双边、互惠的原则。
这是所有与会代表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争取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反对伦敦以帝国责任为名，向自治领摊派过重的财政负担，无论是用于海军建设还是其他帝国项目。各国有权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决定贡献的方式和额度。
第三，提升在帝国决策中的发言权：共同推动帝国会议机制化、常态化，争取设立具有实质性职能的常设秘书处，并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外交与防务决策上，获得更正式、更有效的咨询权。
第四，海军问题上的策略协同：虽然加拿大倾向独立建军，澳大利亚则在寻求区域指挥权的同时考虑有条件资助，但共同的底线是反对伦敦试图完全控制各自治领海军力量的企图。
在会议上可以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强调区域防务的特殊性，支持帝国海军委员会作为协调平台，但坚守各自的核心利益。
“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亚瑟总结道，“在贸易和财政问题上，采取坚决的集体抵制立场，迫使伦敦让步。在海军和外交问题上，则可以更加灵活，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展现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但要求相应权利的姿态。发言次序也很重要，劳雷尔先生，您的雄辩才能可以在开场就定下基调。塞登先生和南非代表可以在贸易问题上提供有力支持。而我，则可以在海军和外交等更敏感的问题上，与伦敦进行更直接的周旋。”
他还特别提醒众人，要警惕伦敦可能采取的分化瓦解策略。
“他们可能会私下里向我们中的某一方，许诺一些特殊的利益，试图打破我们的联盟。我们必须保持沟通，互相信任，任何来自伦敦的私下提议，都必须在我们内部进行通报和讨论。”
为了确保沟通顺畅，他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加密电报代码系统，用于在会议期间进行紧急联络。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代表们最终就联合行动策略达成一致，并就几套应对英国不同反应的预案进行推演后，房间里的气氛终于轻松了一些。
虽然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的团结感，在这些来自帝国不同角落的领导人之间悄然形成。
亚瑟知道，这个松散的自治领统一战线，还远谈不上牢不可破。
各国的国家利益终究会有差异，伦敦的分化手段也必定层出穷不穷。
但他已经成功地，在帝国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将这些原本分散的力量，拧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合力。
当劳雷尔总理离开时，他紧紧握住亚瑟的手，低声说道：“亚瑟殿下，您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您不仅在为澳大利亚争取未来，也在为我们所有人，为整个帝国，开辟一条通往新时代的可行之路。”
一个目标明确、策略清晰的自治领集团，已经磨砺好他们的武器，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帝国会议上，以集体的力量，向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旧秩序，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