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暖阁内，朱棣放下手中来自倭国的厚厚战报，脸上难得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对着侍立一旁的王景弘感慨道：“景弘啊，朕这几个儿子，高煦善战，高燧善谋，如今看来，老四高晟……善工善财，皆为国之大器！”
战报是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的联名奏章，详细禀报了九州已定、本州西半壁亦渐次平定的赫赫战功。但真正让朱棣眼前一亮的，是战报中多次提及的“四弟所献天津诸器，厥功至伟”，以及随战报附上的一份由朱高燧亲自核算的《倭国矿产初勘及输津清单》。
清单上罗列着触目惊心的数字：萨摩、石见等地新发现大型金、银矿脉，初步试采，月产金已达三千两，银五万两有余。更关键的是，朱高燧明确奏报：“所有开采、冶炼，皆赖四弟天津卫所造之高效钢钎、碎矿机、大型水排鼓风机及新式坩埚炼炉，效率十倍于倭国旧法。儿臣与二哥议定，为保资财安全、便于统筹，所有初步提炼之金银锭，皆直接装船，由水师护卫，北运天津卫封存，充作海事银行储备及新宝钞锚定之本。”
“好！好一个‘北运天津卫’！”朱棣龙颜大悦，“高晟这小子，在天津卫里鼓捣那些奇技淫巧，朕只当他是个喜好，没想到竟在此时此地，也能发挥如此奇效！还有这银行、宝钞之议，他当初力主之时，尚有朝臣非议，如今这真金白银一来，看谁还敢多嘴！”
王景弘也笑着躬身：“晟王爷心思奇巧，于国于民，确是实心用事。此番倭国所得，不仅充盈国库，更解了北伐钱粮之困，殿下居功至伟。”
朱棣满意地点头，目光再次投向战报中关于朱高晟贡献的部分，心中对这个小儿子的评价，不禁又拔高了几分。
倭国，石见银山矿区。
曾经宁静的山峦，如今已变成一座庞大而喧嚣的工地。无数被俘的倭国武士和平民，在手持利刃的明军和归附“倭奸”监督下，如同蝼蚁般在山体上劳作。但与以往采矿的混乱低效不同，这里的作业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秩序”。
山脚下，巨大的水轮在人工开凿的水渠驱动下缓缓转动，通过复杂的连杆机构，带动着数台由精钢打造的沉重撞锤，一下下地轰击着大块的矿石。这是根据朱高晟提供的图纸，由天津卫工匠就地改造的“水力碎矿机”。原本需要数十人耗费半天才能砸碎的矿石，在此机器下，顷刻间便化为拳头大小的碎块。
矿洞深处，不再是昏暗的油灯和简陋的镐头。天津卫特制的“蜂窝煤”灯提供了更稳定明亮的光源，矿工们手持天津钢铁坊出产的特种钢钎和铁锤，凿岩效率远超倭人旧器。遇到特别坚硬的岩层，甚至会有小剂量的“天津火药”（朱高晟指导下改进的颗粒化黑火药）进行爆破，轰鸣声吓得那些倭人监工都面色发白，直呼“雷神之力”。
矿区边缘，临时搭建的冶炼工坊更是热火朝天。数座依照天津卫模式建造的大型高炉巍然屹立，利用山势安装的巨型水排（活塞式风箱）不知疲倦地向炉内鼓入强风，炉火温度远超传统日式“踏鞴”炼炉。矿石碎块与天津运来的优质焦炭混合投入炉中，翻滚的铁水银流被导入特制的耐火砖槽道。
最核心的环节，是银的提炼。倭国传统的“灰吹法”效率低下，损耗极大。而此刻，工坊中使用的却是朱高晟根据后世记忆改进、在天津卫经过多次试验的“分银炉”和大型坩埚结晶法。富含银的铅锭被放入密闭的分银炉中鼓风加热，铅氧化渗入炉灰，留下纯度更高的银。更复杂的矿石则采用坩埚熔炼结晶分离。穿着天津卫特供石棉防护服的明军工匠（核心技术环节绝不让倭人插手）紧张地操控着流程，将闪烁着诱人光泽的银锭、金锭捞出、冷却、铸印。
“殿下真乃神人也！”一名工部派来的老匠户看着眼前景象，对负责此地技术的天津卫管事感叹，“若无天津这些机器和法门，似这般富矿，我等便是耗费十年，也未必能炼出如今一岁之银！王爷之智，深不可测！”
那天津卫管事面露自豪：“我家王爷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天下万物，皆有其理，掌握其理，制出利器，便可事半功倍。”他指着那些运转不停的机器，“此间所出之金银，皆要漂洋过海，运回咱天津卫，那可是将来新宝钞的底气，北伐的军饷，容不得半点马虎！”
战争的破坏与新秩序的重建，总是伴随着人性的扭曲与放大。大明军队的绝对武力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在摧毁倭国旧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种奇特而可怖的依附现象。
随着占领区扩大，朱高煦与朱高燧开始大规模招募“归附军”，即所谓的“倭奸”。起初只是用于向导、杂役，但很快，明军将领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些倭奸一旦被授予最基本的信任——哪怕只是发放一柄劣质刀剑，或是一块象征明军身份的布条——便会爆发出对同胞惊人的残忍和战斗欲望。
在清剿负隅顽抗的残敌时，这些倭奸往往冲在最前。他们熟悉地形，通晓方言，搜捕隐匿的武士效率极高。但其手段之酷烈，时常让见惯了沙场血战的明军老兵都为之侧目。屠村灭门，老幼不留，以其同胞之首级垒成小丘，向明军军官邀功请赏，脸上洋溢着谄媚而狂热的笑容。
一个名叫“小西丸”的倭奸头目便是典型。他原本只是萨摩乡间的贫苦渔民，因主动带路并协助明军攻破岛津家一处堡垒，被赏赐了一件明军淘汰的旧皮甲。自此，他将那皮甲视若神明，日夜擦拭，并自发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倭奸队伍，对周边进行“扫荡”。他麾下那些倭人，穿着五花八门却极力模仿明军样式的衣物，作战时嚎叫冲锋，对待曾经的领主、武士乃至平民，手段凶残至极，仿佛要通过这种极端的背叛和暴力，来斩断过去，向新主人证明价值。
“此辈，慕强凌弱，畏威而不怀德，其状……确有些病态。”朱高燧在给朱棣的密奏中冷静分析，“彼等目睹我天兵军容之盛、火器之利、甲胄之精，乃至天津器具之巧，皆匍匐战栗，目露狂热。我朝雷霆之威，既毁其旧秩序，亦释其心中恶兽。彼等以屠戮旧主为投名状，自绝后路，故只能死死依附我大明。此势，可利用以倭制倭，加速平定，然绝不可信其忠心。长久之策，仍需移风易俗，行我汉家教化，并以绝对武力控扼之。”
朱高煦的处理方式则更为直接粗暴。他充分利用这些倭奸的狂热和残忍，将其作为扫荡前锋和矿场监工，但同时也严令：“所有倭奸，必须打散编制，由我大明军官直接统领！其头目之亲眷，一律迁至博多港大营‘妥善照料’！”既用之，亦防之。
尽管朱高晟本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卫和京师，但他提供的“利器”和设定的“财路”，已然深刻影响了倭国的战局。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在前线通力合作，将“犁庭扫穴”政策执行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