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马匪的阴云，被洛阳城内的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暂时掩盖了。这场战争的战场不在朝堂，而在市井；所用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笔墨与口舌。
自更戍法在陇右、河东强行推行试点以来，洛阳城中暗流涌动。勋贵、保守文士，以及那些因新政利益受损的各方势力，在朝堂上暂时偃旗息鼓后，将战场转向了“清议”与“舆情”。
先是几场由致仕老臣或“名士”牵头举办的文会、诗会，在曲江池畔、龙门山寺等风雅之地悄然兴起。
席间，觥筹交错之余，总有人“忧国忧民”地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抨击朝廷“开矿逐利，与民争利”，“重工商而轻耕读”，“以术取士，败坏千年圣贤之道”。
言辞虽未直接指向摄政王李贞，但明眼人都听得出来，字字句句都在影射近年来推行的各项新政。
更有甚者，洛阳、长安两地的几家私人书坊，开始暗中流传一些手抄的“杂记”、“野闻”，内容更加露骨。
有“借古讽今”的，编些前朝权臣架空幼主、最终身败名裂的故事；有“为民请命”的，虚构某某州县因开矿毁坏良田、与民争水的惨状。
还有含沙射影的，说什么“牝鸡司晨，非家之福”，暗指武媚娘、柳如云、赵敏等女子参政。
这些小册子印刷粗劣，但流传极快，在士子、商贾乃至部分市民中悄悄传阅，影响不容小觑。
“王爷，这是今日收缴的几份‘私刊’，内容越发不堪了。”狄仁杰将几本薄薄的小册子放在李贞的书案上，面色严肃。他如今不仅是内阁大学士，还兼领着新设立的“文宣司”，负责官方舆论引导和邸报发行。
“除了攻击新政，已经开始影射王爷‘专权跋扈’，甚至……牵扯到王妃和几位侧妃。还有人说，更戍法是要‘尽夺勋贵兵权，以寒门武夫充塞禁军，行王莽、曹操故事’。”
李贞拿起一本翻了翻，纸张粗糙，字迹模糊，但内容确实极具煽动性。他冷笑一声，将册子扔回桌上：“黔驴技穷，只会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把戏。查出源头了吗？”
“查到了几家小书坊，背后是几个落第秀才在操持，银钱来源……”狄仁杰顿了一下，“追到了几个勋贵府上管事的远房亲戚那里，没有直接证据。这些人很小心，用的是假名，走的也是见不得光的渠道。”
“意料之中。”李贞并不意外，“他们不敢在朝堂上硬碰，只能在这些阴沟里弄点动静。以为这样就能动摇民心，干扰国策？可笑。”
“王爷，不可不防。”狄仁杰正色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这些流言蜚语，若任其传播，恐惑乱人心，尤其会蒙蔽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士子。长此以往，对王爷推行新政，大为不利。”
“所以，你的文宣司，该动动了。”李贞看着狄仁杰，“光靠收缴禁止，是堵不住的。水来土掩，不如疏而导之。他们不是喜欢办‘私刊’，搞‘清议’吗？咱们就用堂堂正正之师，告诉他们，什么才是事实，什么才是民心所向。”
狄仁杰眼睛一亮：“王爷的意思是……”
“你们文宣司主办的《两京杂闻》，不是每旬发行吗？从下一期开始，给我开一个专栏，名字就叫……‘新政惠民实录’。不要空谈大道理，就用数字，用事实，用老百姓自己的话来说。”
李贞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庭院中已经开始抽芽的柳树，“户部有历年国库岁入、各地粮仓存粮的详细数据，工部有各地新建水利、道路、官学的记录，兵部有边境战事平息、商路恢复的奏报。
把这些，都给我整理出来，用最简单明了的图表、文字，刊登出去。告诉天下人，新政推行这些年，朝廷多了多少钱粮，修了多少堤坝、学堂，边境太平了多少，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了些。”
狄仁杰连连点头：“此法甚善！以事实对谎言，以数据对臆测，最能服人。下官回去就安排人手，立即着手整理材料。”
“不止这些。”李贞转过身，眼中闪着光，“派人下去，到洛阳、长安，再到周边的州县，去找那些实实在在受了新政好处的人。
找那些因为朝廷开矿，在矿上找到活计，养家糊口的矿工；找那些因为兴修水利，旱涝保收，多打了几石粮食的农户。
找那些因为朝廷鼓励工商，开了作坊、铺面，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匠户、商贩；找那些因为更戍法，有机会从边镇调入神都，见识了更广阔天地的普通军户子弟……
听听他们怎么说，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登在报纸上。要让天下人看到，新政不是与民争利，是予民以利！”
“妙啊！”狄仁杰抚掌赞叹，“百姓心声，最是朴实，也最能打动人。下官这就去办！”
“还有，”李贞补充道，“第一期，你亲自写一篇开篇的‘社论’。不用太长，但要写得有力，把新政的初衷、成效，以及那些攻击新政的言论是何其荒谬、脱离实际，给点出来。名字嘛，就叫……‘论富民强兵之本’。”
“下官遵命！”狄仁杰领命，匆匆而去，步伐都轻快了许多。这位以断案如神、明察秋毫着称的能臣，在文宣战线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干劲十足。
数日后，新一期的《两京杂闻》上市了。
这份由朝廷文宣司主办、每旬发行的“报纸”，虽然创刊不久，但因内容详实，有时还会刊登一些朝廷政策的通俗解读，在洛阳、长安等大城市的读书人和关心时事的市民中，已小有名气。这一期，格外厚实。
头版头条，就是狄仁杰亲笔撰写的《论富民强兵之本，驳“新政害民”诸谬论》。
文章开篇就以“建都元年”与“建都十五年”的各项数据对比：国库岁入从一千二百万贯，增至两千三百万贯；太仓、含嘉仓等国家粮仓存粮从五百余万石，增至一千一百余万石。
全国新建、修缮大型水利工程二十七处，受益田亩超四百万亩；各州县新建官学、乡学共计三百余所……
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在那些“新政劳民伤财”、“与民争利”的论调上。
文章接着指出，这些新增的财富，用在了减免部分州县赋税、兴修水利道路、补贴边军、抚恤孤寡等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事上，并非装入少数人私囊。
文末，狄仁杰笔锋犀利地写道：“或有人言，朝廷开矿，乃与民争利。然，矿藏本为国有，取之以利国，利国之财复用于民，何争之有？
若任其埋于深山，于国于民，又有何益？此等言论，实乃坐井观天，不知民间疾苦，更不懂强国富民之大义！”
紧接着的几个版面，是“新政惠民实录”专栏。没有华丽辞藻，只有一篇篇简短的采访，配以采访对象的简单画像。由将作监的画师根据描述绘制，虽不十分相像，但颇具神韵。
一个满脸风霜的老农，咧着嘴笑：“俺家就在洛水边上，以前怕旱又怕涝。自打前年朝廷出钱修了那分水渠和水库，再没为浇水发过愁。
去年收了三十石麦子，比往年多了快十石！朝廷还减了俺们村两成税，日子好过多了！谁说新政不好？俺第一个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