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四九城的冬天干冷干冷的。故宫西侧的文物局小院里，几棵老槐树落光了叶子，枝杈像瘦骨嶙峋的手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二楼会议室里，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嘶嘶声。长条桌旁坐着五六个人，市文物局的李处长、区文物局的王科长，还有几个专家模样的老者。桌上摊开着一份装订整齐的报告，封面上印着“明代玉带板残件鉴定与研究”几个字。
“这份报告，各位都看过了吧？”李处长推了推眼镜，“这批玉片是七七年从红星轧钢厂四合院收缴上来的，当时只做了初步鉴定，确定是明代玉带板残件。最近我们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做了深入研究，有了新发现。”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接过话头：“这批玉片虽然残缺，但工艺精湛，尤其是雕刻技法，有明显的宫廷造办处特征。我们查阅了清宫档案，发现这批玉片的原主人，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位贝勒，姓爱新觉罗，具体是哪一位，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会议室里一阵低语。宫廷造办处的东西，那就不一般了。
“更重要的是，”老专家继续说，“我们在其中一片玉片的背面，发现了极细微的刻字。经过放大辨认，是‘静观堂藏’四个字。”
“静观堂？”王科长问，“这是什么？”
“静观堂是那位贝勒的书斋名。”老专家说，“这位贝勒在康熙朝不算显赫，但雅好收藏，尤其喜欢玉器。他的收藏在清末民初散失，这批玉片应该是那时候流落民间的。”
李处长点点头：“也就是说，这批玉片不仅有文物价值，还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王科长，当年收缴这批玉片时，有没有记录详细情况？”
王科长翻开笔记本：“有记录。玉片是四合院两位居民发现的，一位叫阎埠贵，小学教师；一位叫秦淮茹，轧钢厂工人。当时他们一个是在院里捡到的，一个是别人给的。具体情况，街道有档案。”
“这两位同志现在怎么样？”
“阎埠贵还在学校教书，不过听说因为玉片的事受了处分。秦淮茹……”王科长顿了顿，“她现在在街上摆摊卖包子，日子过得不容易。”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李处长叹了口气：“文物工作是保护历史，但不能影响群众生活。这批玉片我们已经入库，按规定要给发现者一定的奖励。王科长，这件事你跟进一下。”
“好的。”王科长记下。
会议继续进行，讨论玉片的保护和研究方案。谁也没想到，这份报告的内容，会在不久后传到遥远的大洋彼岸。
两周后，香港。
中环一栋摩天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他穿着做工考究的唐装，手里拄着一根紫檀木手杖，虽然头发花白，但腰板挺直，眼神锐利。
他叫陈伯儒，东南亚着名的华人富商，祖籍福建，早年移居南洋，靠橡胶和锡矿发家，如今产业遍布东南亚和香港。
“老爷，有封信，从北京来的。”秘书轻轻走进来，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
陈伯儒接过信封，拆开。信是他在北京的一位故交写来的，这位故交在文物系统工作，信里提到了最近鉴定的一批明代玉片，提到了“静观堂藏”四个字。
陈伯儒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静观堂！这个他从小听到大的名字！
他快步走到书桌前，打开一个精致的紫檀木匣子，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线装家谱。他颤抖着手翻开，找到某一页，上面写着：“祖上陈公讳文远，康熙年间入京，得贝勒爷赏识，聘为西席，教授子弟。贝勒爷雅好收藏，斋号‘静观堂’……”
陈伯儒的曾祖父，就是这位陈文远。陈家原本是福建的书香门第，曾祖父陈文远考中举人后入京，被一位贝勒爷看中，聘为府中教书先生。这位贝勒爷，正是静观堂的主人。
陈伯儒从小听祖父讲曾祖父的故事，讲那位贝勒爷的收藏，讲静观堂里的珍玩字画。后来时局动荡，曾祖父离京回乡，贝勒府也衰落了。那些收藏，不知所踪。
没想到，几十年后，在大陆的文物鉴定报告里，又看到了“静观堂”三个字。
“阿忠，”陈伯儒叫来老管家，“准备一下，我要去北京。”
“老爷，您的身体……”老管家担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