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的光晕在摊开的笔记本上投下一个小小的光圈，红笔的笔尖悬停在“田国富”与“常正义”两个名字上方，如同盘旋的鹰隼，迟迟未能落下。
程度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而规律的“笃、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回荡，仿佛是他大脑高速运转的节拍器。
“田国富，常正义……” 他低声重复着这两个沉甸甸的名字，红笔的轨迹终于落下，在两人的名字之间划出一条细细的、犹疑不定的连线，然后又在这条线上来回涂抹，仿佛试图擦掉某种不确定，又像是在勾勒某种隐藏的联系。
“田国富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他像是在询问自己，又像是在与某个看不见的对手辩论。
“田国富……会是你吗？” 程度的眼神锐利如刀，试图穿透迷雾，直抵本质，但内心的天平却在反复摇摆。他并非神探，离开一线刑侦多年，如今身处决策高位，很多时候，直觉和逻辑推理比确凿的证据更先到来。
而此刻，他的直觉与逻辑，正将矛头隐隐指向那位以铁面无私着称的纪委书记。
他梳理着脑海中关于田国富的每一丝信息：
首先，是众所周知的立场问题。田国富与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不睦，这几乎是汉东高层公开的秘密。
而李达康，曾长期担任赵立春的秘书，被视为“秘书帮”的核心与旗帜性人物，是赵家班在汉东的重要支柱。
丁义珍对外则被普遍看作是李达康在具体事务上的化身，是“秘书帮”权力延伸的触角。
从派系斗争和私人恩怨的逻辑出发，田国富与李达康及其麾下的丁义珍，理论上应该是水火不容，尿不到一个壶里。
他有什么理由，要去帮助一个敌对派系的关键人物，而且是正在被调查的贪腐分子逃脱？
然而，沙瑞金空降汉东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这种看似清晰的逻辑产生了裂痕。
程度回忆起一次非正式场合，沙瑞金曾与他交流过对汉东几位主要领导的看法。
沙瑞金提到，他曾私下征求田国富对李达康的评价。
田国富当时的说法是：“李达康同志抓经济是一把好手，魄力足，敢闯敢干，这是他的优点。但缺点是过于看重GDP数字，有时候为了速度忽略了质量和程序的严谨；性格比较强势，听不进不同意见，在班子内部容易造成一言堂，引发矛盾。”
这个评价，听起来是批评，但程度细细品味，却觉得“批评”得很有分寸，甚至可以说……有些“爱护式”的提醒？
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兄长在指出弟弟的缺点，希望他改正，而非欲除之而后快的敌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达康前妻欧阳菁出事那次。
当时证据确凿，欧阳菁涉嫌严重经济犯罪。
作为纪委书记，田国富完全有权力，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与欧阳菁关系密切、且可能存在失察或包庇责任的李达康启动同级监督程序，甚至进行初步核实。
这既是职责所在，从派系斗争的角度看，也是一次难得的打击对手的机会。
但是，田国富并没有这么做。
他严格按照程序将欧阳菁的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对李达康本人，除了必要的诫勉谈话，并没有落井下石，展开扩大化调查。
甚至在后来李达康因此事受到起诉，判了八年之后，田国富在几次常委会上，都公开表示过“惋惜”，认为李达康是能干的干部，家庭问题影响了工作，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轻装上阵。
这种态度，与他对高育良几乎不加掩饰的否定和不信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不通啊……” 程度用红笔重重地在“田国富”名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一个与赵立春、李达康派系明显不对付的人，却在关键时刻对李达康及其关联人物表现出一种近乎“克制”甚至“维护”的态度？这不符合政治斗争的残酷逻辑。
再结合一年前赵立春在异地被突然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程度脑海中猛地闪过一道电光！
如果……如果田国富与赵立春的矛盾只是表象？
或者，田国富并非简单地反对赵立春个人或其派系，而是……另有所图？
比如，他可能知晓赵立春背后更庞大的网络，甚至他自己就是那个网络中的一环，只是处于相对独立或监督的位置？
丁义珍的出逃，会不会是为了保护这条线上更重要的“节点”，避免赵立春案拔出萝卜带出泥？
田国富利用自己纪委书记的身份和位于省委大院的便利，抢先一步发出警告，既清除了丁义珍这个可能引爆更多问题的“雷”，又似乎维护了李达康，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如果放在一个更宏大、更隐秘的棋盘上，是否就能解释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