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没再起。甲板上的绿雾像一层凝固的油膜，贴着钢板缓缓爬行，边缘已经逼近我脚边三米。盾牌横在身前，内侧那幅蜡笔画还在渗水，淡蓝色的液体顺着心形图案往下淌，一滴、一滴砸在甲板上，碰到毒雾就“嗤”地一声腾起白烟，然后凝出一小撮淡绿色的冰晶，簌簌掉落。
我没动。
右腿从膝盖往下还是麻的，像是有根生锈的铁丝缠在神经上，稍微一用力就抽着疼。我靠在舱壁上，左手依旧捂着湿透的围巾，右手握紧盾牌把手，指节发胀。刚才十五秒的倒计时卡在“4秒”不动了，系统也没再弹新提示，但我知道这不代表安全——只是死法换了种节奏。
我低头看盾牌。
蓝液还在出，但速度慢了。之前是持续渗出，现在得等十几秒才有一滴成型，挂在蜡笔涂层边缘，颤巍巍地悬着，迟迟不落。我试了下把盾牌往前推半米，让滴落范围覆盖更前的甲板。液体砸下去，照样能凝住毒雾，形成巴掌大的清净区，可只要我不收回来，那片区域边缘立刻被绿雾重新吞没。
有效，但范围极小。
而且消耗在加快。
我用左手小心刮了点盾徽凹槽里的凝胶状物质，指尖一碰就凉，质地像医用冷敷贴，但更有韧性。我把它抹在围巾外层，靠近鼻梁的位置。布料吸了这东西，颜色没变，但我吸气时，苦杏仁味确实淡了。不是错觉，是实实在在的过滤效果。
就在这一瞬间，脑子里的系统界面闪了一下。
灰底，白字：“检测到生物活性涂层反应，启动成分分析”。没有声音，没有震动，就像当年部队里那种老式终端开机时的静默自检。
三秒后，报告弹出：
“涂层含陈雪唾液成分，与VX毒素发生酯交换反应，生成无毒酯类”
字很小，排列整齐，像实验室打印出来的检测单。停留三秒，自动消失。
我没眨眼。
唾液？陈雪的？
我想起来了。那天她非要把这幅画画完，坐在茶几边上涂了半小时，中途铅笔断了，她咬笔头的时候流了点口水，正好蹭在蜡笔上。后来她把画按在我冲锋衣胸口贴好，还拍了两下，说“爸爸带着它就不会中毒”。我当时没当真，只觉得孩子话。
但现在，这块盾牌真的在“解毒”。
不是高科技，不是军用材料，是十岁小孩画画时不小心留下的口水，混着劣质蜡笔的油脂，在遇到致命神经毒剂时，莫名其妙起了化学反应。
我盯着盾徽右下角那个歪歪扭扭的签名——“陈雪”。粉色蜡笔写的，笔画抖，最后一个“雪”字还带了个小钩，像是临了灵光一闪加的。
现在那块区域的涂层正在缓慢干涸，蓝液出得越来越少。我意识到，这东西可能没法再生。它是反应物，不是机器。一旦耗尽，盾牌就只是块金属板。
我脱下冲锋衣，动作很慢，怕牵动右腿。内衬是灰色抓绒布，我撕下一角，叠成两指宽的布条，轻轻压在盾徽凹槽上。凝胶沾上来一点，不多，但够了。我把布条对折，塞进贴胸的内袋，紧挨着心跳的位置。
应急储备。
做完这个，我抬头往防水箱方向看。
十五米外，那点阴影还蹲着个人影。周婉宁一直没动。她抱着计算机，屏幕朝向我这边，光线太暗，原本什么也看不见，可就在我望过去的那一秒，屏幕突然亮了。
红字，清晰：
“海岸警卫队还有3分钟到达……”
字体不大，但足够我看清。她没说话，也没按通讯键，就是把信息打出来，借着屏幕反光让我看到。我知道这是单向广播，她接的是公开频段，不能发信，只能收。但她找到了最省电、最隐蔽的方式，把关键情报送到了我眼前。
我点头。
幅度很小，但应该能看见。
她没回应，只是把屏幕又调暗了，重新藏进阴影里。
我知道她在等。等我下一步动作，等敌船有没有反应，等警卫队是不是真的会来。但她没催，也没问，就像我们早就默契好了——她说情报，我做决定。
我低头看盾牌。
最后一滴蓝液终于落了下去，砸在甲板上，烧出个小坑，然后凝成绿豆大的冰渣。盾徽表面已经基本干了，只剩下几道浅蓝色的痕迹，像旧伤疤结的痂。
反应停止了。
我把它翻过来，背面是光滑的金属，没有任何标识。正面那幅画，心形盾牌的轮廓还在，但颜色褪了，纸角卷起，被海水泡过的地方有点发皱。陈雪画它的时候，是想让我挡得住所有坏人。现在它真的挡住了毒，但方式谁都没想到——不是靠硬度，不是靠技术，是靠一个孩子的口水和一笔涂色。
我把它抱在怀里，左手依旧按着围巾，右手握住把手。右腿的麻木感没完全退，但我试着把重心往左移，慢慢站起来。膝盖咯噔响了一声，撑住了。
清净区还在，半径不到一米，刚好够我站直。再往外，绿雾继续蠕动，像有生命一样试探着边界。我往前踏了半步，毒雾立刻涌上来一点，碰到残留的蓝液痕迹，“嗤”地冒烟，又被逼退。
有效范围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