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靠近山坡东侧，是一片更为集中的木牌区，上面的名字多是番语发音的音译，字迹也更加粗犷。
杏儿小心地搀扶着一身绷带、拄着木棍才能站稳的阿岩，慢慢走过一排排木牌。
阿岩脸色苍白，左臂用木板和布条固定着吊在胸前，每走一步，受伤的腿都让他眉头紧蹙，但他一声不吭，只是死死盯着那些名字。
阿木、阿叶、阿箭……一个个曾经鲜活勇悍的猎手，如今只剩下冰冷的名字。
杏儿从篮子里拿出一个个颜色深红的野果，轻轻放在一块块木牌前。
“阿木哥，阿叶哥……”她低声念着，声音轻柔，“后山那片老林子里结的果子，今年特别红，特别甜。阿岩哥说，那是倭寇的血渗进了土里，肥了地。我尝了，是甜的。”
“你们也尝尝。在
“台岛，守住了。倭寇被被打跑了，死了好多好多，比你们看到的还多。你们的血，没白流。”
阿岩也来到了巴郎头人的墓前，扔掉木棍，用仅剩的、完好的右手，撑着地面，缓缓地、艰难地，对着木牌，跪了下去。
他的脊背绷得笔直，头深深低下，抵在冰冷的泥土上。
没有哭声，没有言语。
只有肩膀难以抑制的、细微的颤抖，和那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野兽负伤般的呜咽。
不远处，猪妞也来了。
她身后，跟着二十几个蒙学堂的学生。他们手里都拿着东西，有的是自己雕的小船、小马，有的是从海边捡来的最好看的贝壳，有的是一小把炒熟的豆子，甚至有个孩子紧紧攥着几块除夕晚会上得来的、一直舍不得吃的芝麻糖。
她眼睛红肿，显然哭过，但此刻她用力抿着唇，挺直了背。她手里拿着一本手抄的、纸页粗糙的册子。
“站好。”她对孩子们说，声音有些沙哑。
孩子们在她身后排成并不算整齐的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