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最令历代儒者不安的，是其对商人几乎不作道德评判。子贡“废着鬻财”，孔子未加斥责；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被赞为“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贤者不能守也”。这与《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条形成尖锐对峙。
实则，司马迁构建了一套隐性价值法庭。其判决标准有三：第一，财富来源的正当性。“本富为上”，指通过土地改良、技术革新创造新价值；“末富次之”，指通过流通、服务实现价值转移；“奸富最下”，指通过权力寻租、囤积居奇、伪劣欺诈攫取财富。第二，财富使用的公共性。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郭纵“以铁冶成业”，其产品用于农具制造与兵器生产，均具社会增益效应；而文中未点名批判的“贵粟政策”推手晁错，其主张虽合乎儒家重农思想，却导致粮价畸高、农民破产，反被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暗讽为“利官害民”。第三，人格的完整性。“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的每一次“致千金”，皆伴随主动退出（辞越相、离陶邑），其财富增殖与人格升华同步完成，构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辩证统一。
因此，《货殖列传》的价值谜题，并非“是否道德”，而是“何种道德”。它拒绝将道德窄化为清贫守节，而将其拓展为对规律的敬畏（知时）、对责任的担当（散财）、对边界的恪守（不争）。这种道德观，与《周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遥相呼应，将经济活动纳入生生不息的宇宙德性谱系。
六、第五重谜：人物之谜——镜像化的书写与历史的倒影
《货殖列传》中的人物，并非客观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精心设计的镜像结构。范蠡与子贡构成“退隐型商人”双璧：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将政治资本彻底转化为经济资本；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则将经济资本升华为外交资本。二人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商业能力是最高阶的政治能力。
白圭与计然构成“方法论师徒”镜像。计然为范蠡师，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逆周期理论；白圭则将其具象化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操作指南。此镜像揭示司马迁的史学方法论：理论需经实践淬炼，实践需有理论统摄。
最精妙的是“地域—性格”镜像群：齐人“宽缓阔达，而足智”，故多巨贾（如刁间）；秦人“好稼穑，好商贾”，故有乌氏倮；越人“重诺轻死”，故范蠡能“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这些描述看似地理决定论，实为文化资本分析——不同地域积累的特定技能（齐人长于信息整合，秦人擅于跨境斡旋，越人重信用契约），恰是商业成功的关键禀赋。
这些镜像的终极功能，是将具体人物升华为文明基因的载体。当司马迁写“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他描绘的不仅是物产地图，更是中华文明“东西互动”的经济胚胎：西部提供原材料与战略物资，东部提供加工品与文化符号，二者通过商人网络完成循环。故《货殖列传》实为一部以商人为主角的“文明生成论”。
七、第六重谜：接受之谜——被不断重写的文本与永恒的当代性
《货殖列传》的命运，恰如其所描述的市场：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增值与变形。
汉代，它被边缘化。《汉书·艺文志》未单列“货殖”类，班固《食货志》虽承其框架，却强化“食足货通”为政绩指标，弱化个体能动性。唐代刘知几《史通》斥其“言多诡激，义涉偏驳”，因其挑战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
转折点在宋代。随着市舶司设立、交子流通、城市坊市制瓦解，商业文明迎来高峰。司马光《资治通鉴》虽删削《史记》商贾内容，但苏轼《东坡志林》却盛赞“太史公真知言者”，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均输法”，亦可视为对《货殖列传》“因势利导”思想的制度化尝试——尽管执行走样。
近代以来，谜题升级为意识形态战场。梁启超视其为“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滥觞”，胡适则指出其“缺乏科学方法，止于经验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重启研究，焦点转向“商品经济萌芽”，却常陷入“西方中心论”陷阱，将《货殖列传》强行纳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框架，忽略其内生逻辑。
真正的当代启示，在于其对“发展主义”的预警。文中“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揭示价格波动的自我修复机制；“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警示任何单边政策（如过度补贴或严打）终将引发反向震荡。今日全球供应链重组、数字货币冲击、平台经济监管，无不重现着两千年前的古老命题：如何在尊重市场“水之趋下”本性的同时，以“道”为尺度，为奔涌的财富之流修筑不溢不涸的堤岸？
八、结语：未解之谜的永恒价值
《货殖列传》的未解之谜，终究不是待解的考题，而是开启智慧的密钥。它的价值，正在于这些谜题拒绝被封闭的答案所收编——当“善者因之”的“因”字仍需在每个时代重新诠释，“人弃我取”的“弃”与“取”仍在新科技、新业态中不断翻新定义，“本富、末富、奸富”的三分法面对平台垄断、数据资本、绿色金融等新形态仍需再辨析……这部文本便永远保持其鲜活的未完成性。
它提醒我们：伟大的历史书写，从不提供现成答案，而是在时间深处埋下问题的种子；真正的经济智慧，不在公式与模型里，而在对人性幽微、制度张力、文明节奏的永恒凝视中。当我们在数字时代的“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间艰难平衡，在全球化退潮与区域化兴起中寻找新航道，重读《货殖列传》，恍然惊觉：那些竹简上的墨痕，从未干涸；那些未解的谜题，正以新的面容，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它们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未来的胎动——静待被每一代清醒的头脑，以新的勇气与谦卑，再次叩问，再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