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君士坦丁堡的归属问题。这座千年古城，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且地缘位置至关重要，扼守着黑海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其归属权，本极易引发多方争夺。
为了避免因一国意志而影响共产国际的公正立场，也为了让共产国际拥有一个相对中立且极具象征意义的总部所在地，各方最终达成一致：君士坦丁堡由共产国际接管，作为共产国际未来的所在地。这一决议，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国家掌控战略要地的模式，彰显了共产国际追求公正、平等的理念，也让共产国际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未来，这座古城将见证共产国际在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东问题尘埃落定后，会议的氛围逐渐变得凝重起来，真正的难题——东欧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东欧地区民族众多、历史纠葛复杂，且各国在战争中的立场各异，领土争端、政权归属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各方领导人深知东欧问题的复杂性，在正式商议前，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场持续多日的激烈讨论，就此拉开序幕。
东欧问题的核心，无疑是德国问题。作为这场欧陆战争的发起国，纳粹德国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无数家庭破碎，无数城市沦为废墟，经济濒临崩溃，人民饱受苦难。尽管所有人都清楚，战争的主要责任应由纳粹政权承担，但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战后责任，这是所有受害国的共同诉求，也是维持战后秩序的必然要求。
关于德国的处置，斯大林早已有着清晰的构想，在会议上，他率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将普鲁士地区划给波兰，奥地利地区由当地民众自愿投票，决定是否保留在德国境内，成为德国的一个相对自治地区，除此之外，不再对德国施加其他惩罚。这一方案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各方的热议，部分国家代表认为，对德国的惩罚过于轻微，不足以弥补其带来的损失，但斯大林对此有着自己的考量。
斯大林表示，纳粹政权已然覆灭，真正该被追责的是那些纳粹战犯，而非德国普通民众，过度的惩罚，只会让德国民众陷入更深的苦难，也可能滋生新的仇恨与极端势力，不利于欧洲的长期稳定。
将普鲁士划给波兰，一方面是对波兰在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的弥补——二战初期，波兰被德国与苏联瓜分，领土大片沦陷，民众惨遭屠戮，普鲁士地区与波兰接壤，且历史上曾有过诸多渊源，划归波兰，既能扩充波兰的领土，也能让波兰在战后拥有更稳固的国防基础；另一方面，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将其剥离德国，也能从根源上削弱德国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
而对于奥地利，斯大林则坚持尊重当地民众的意愿。奥地利在战争中是德国的盟友，但相较于德国，奥地利的军国主义色彩相对淡薄，且在战争后期，奥地利国内的反法西斯力量也逐渐崛起，对纳粹政权的抵抗从未停止。让奥地利民众自主选择未来，既符合民族自决的原则，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动荡。
经过数日的激烈讨论与反复磋商，各方终于认可了斯大林的方案，德国代表与奥地利代表也最终接受了这一决定。在奥地利的全民投票中，绝大多数民众选择名义上留在德国，但保留绝对的自治权。
这一结果，既维护了德意志民族的整体性，也满足了奥地利民众追求自主管理的诉求——毕竟奥地利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与历史传承，不愿彻底脱离德国，却也渴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而奥地利之所以选择留在德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奥地利不承担战争责任，无需像德国那样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名义上的归属，既不会让其遭受牵连，也能借助德国的资源与力量，加快战后重建的步伐。德国问题的妥善解决，如同打破了东欧问题的僵局，为后续其他问题的商议扫清了障碍。
德国问题解决后，东欧剩下的领土争端与政权归属问题，便显得相对容易处理了。首先是波兰的领土调整，斯大林提出，将波兰的东部领土划给苏联，这一决议的出台，主要基于苏联的国防安全与历史渊源考量。
波兰东部地区与苏联接壤，且历史上曾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苏联在战争中为了抵御德军进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将这片领土收回，既能进一步巩固苏联的西部边境防线，也能让当地与苏联有着深厚联系的民众回归苏联，同时，苏联也通过将普鲁士地区划给波兰，弥补了波兰东部领土被划走的损失，波兰代表在权衡利弊后，最终接受了这一方案。
切欣地区的归属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切欣地区地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交界处，民族成分复杂，历史上曾多次易主，两国为了这片地区的归属，长期存在争议。在此次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将切欣地区划回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决议，既尊重了捷克斯洛伐克对这片地区的历史诉求，也考虑到了当地民众的意愿——切欣地区的多数民众与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更为紧密的民族与文化联系，划归捷克斯洛伐克，有利于当地的稳定与发展，也化解了波捷两国之间的一大矛盾，为两国战后的友好相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