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张底片，它躺在掌心，像一块烧过的炭。边缘发黑卷曲，中间是那个婴儿的脸，闭着眼，浮在数据流里。背面有字，手写的，墨迹深浅不一：“右婴承母体意识”。不是打印的，不是系统生成的，是我自己的笔迹。
我写下的。
手指开始抖，不是因为冷，也不是因为怕，是身体在拒绝这个信息。相机还贴在胸前，金属外壳发烫，但我的手出不了力。我想把它举起来，对准那团光，可指节僵着，像被钉住了。
陈砚的声音从通道深处传来，很远，像是隔着一层水。“林镜心！切断连接！别看它！”
我没动。
那团光开始变形，不再是婴儿轮廓，而是拉长、站起，变成一个女人的模样。她穿着护士服，头发挽成髻，脸上带着笑。不是凶相，不是狰狞，是那种你在医院走廊会点头打个招呼的温和表情。她伸手，指尖朝我伸来，动作轻缓，像要帮我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发丝。
“孩子，”她说，声音软得像旧毛毯，“你累了吧？”
我喉咙发紧。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上一秒我还清楚地知道——这是母体拿陈砚的执念做的壳，是陷阱，是诱饵。可这一秒，我却移不开眼。她的脸太真实了，眼角细纹的位置，嘴角上扬的弧度，甚至连右耳垂上的小痣都一模一样。
可不对。那颗痣不该在这儿。
我猛地记起陈砚刚才说的话：“我姐姐右耳垂有个痣，这里没有。”
可现在，它有了。
母体在改。
它察觉到了我们的怀疑，立刻修补漏洞，把假的变成更像真的。它不只是模仿，它在学习我们怎么识破它，然后反过来利用这一点让我们更难下手。
我的意识开始后退，不是主动的，是本能。就像看到蛇的人会跳开，哪怕那蛇关在玻璃柜里。我往后缩，退进胶片废墟的角落，背靠一堆散落的底片盒。它们全是空的，封面上写着年月日，却没有内容。我的记忆也是这样，填满了虚假的日常，却没有一件是真的。
红丝来了。
不是一两条，是一片，像潮水漫过堤岸。它们贴着神经壁爬行，速度快得看不见轨迹，只有一道道残影。第一根撞上我之前设下的屏障，噼啪一声，碎了。第二根绕过来，从侧面突袭，直接刺入我意识的边缘。
疼。
不是肉体的疼，是更深层的，像有人用烧红的针扎进你的念头里。我闷哼一声，现实中的身体跟着抽搐了一下。鼻腔一热，血流下来，细细的一线，滑过嘴唇，滴在风衣前襟。眼角也开始渗血，温的，黏的，糊住视线。
我抬手抹了一把，手指沾满红。相机还在手里，但我没力气举起它。我只是靠着墙，看着那护士一步步走近。她不再伸手了，只是站在光团前，静静地看着我，眼神慈爱得让人想哭。
“你一直在找答案，”她说，“现在你找到了。你不该受这些苦的。”
我咬住牙，没说话。
“你七岁那年就该死了。是你自己选择了留下我。是你让我活下来的。你不是受害者，你是救了我的人。”
这句话像刀子，捅进来，转一圈，再拔出去。
我不是受害者。
我是共谋。
我自愿让她留下。
所以这二十年，我承受的一切——失眠、幻觉、记忆错乱、频繁搬家——都不是惩罚，是报答。是我用自己的脑子，养着她的意识长大。
我低头，看着掌心里那张底片。婴儿的脸还在，闭着眼，安详得不像话。那是我吗？还是她？
我不知道。
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红丝越来越多，它们不再攻击屏障，而是绕开，从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包抄过来。它们的目标不是摧毁我，是包围，是困住。它们要把我钉死在这里，让我永远看着这张温柔的脸，听着她说“你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