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动了动手指。
不是想动，是确认能不能动。指尖蹭过水泥地，灰混着干掉的血壳，在皮肤上留下粗粝的触感。风衣破口处有风钻进来，贴着肋骨往上爬，凉得刚好，不至于让人发抖。
陈砚的手已经收回去很久了。他现在坐在地上，背靠着墙，膝盖还弯着，像是随时能站起来，又像是根本没力气站。他的右手垂在身侧，掌心朝下压着地面，指节泛白，好像要抓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没看他。
我看的是自己的呼吸。
它平稳，不快，也不慢。胸口起伏的节奏和从前一样，可我知道不一样了。刚才那场拉锯不是打完就散的雨，它是渗进骨头里的湿气，走不了，也晒不干。
左耳三枚银环还在响。
不是一起响，是轮流。第一枚震一下，隔两秒，第二枚跟上，再隔三秒，第三枚补上。像有人在远处敲摩斯码，但我听不懂内容。也不想懂。它们只是在工作，在记录，在提醒我：你还在运行。
我慢慢把手抬起来，五指张开，又合拢。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右手指尖的裂口又崩开了点，渗出淡红的水。我不擦。让它流。
然后我坐直了些。
肩膀往后靠了一点，脊椎一节节顶着地面的压力，直到整个背部离开水泥地。这个动作花了七秒钟。我没有急。有些事一旦开始，就不能停。
陈砚终于抬头。
他眼睛有点红，眼白里浮着细血丝，像是熬了三天没睡的那种红。他看了我一眼，又移开，视线落在我肩膀后面那面墙上。墙皮剥落的地方多了几道新裂纹，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出来的。
“你还……”他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话。
我没等他说完。
“最后一道神经束散了。”我说。
他顿住。
“刚散的。就在你手放下去的时候。”我补充。
他没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他知道我能感觉到。就像他知道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之间安静下来。
不是那种没事做的安静，是事情做完后、还没人敢喘气的那种静。空气里还有点灰的味道，混合着铁锈和旧纸的气味——那是银粉烧过的余味。我的相机还在肩上挂着，胶片盒卡扣松了半边，轻轻晃。
我低头看自己腹部。
风衣扣子没全解开，但内衬往上缩了一截，露出一小片皮肤。那里原本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一团淡蓝色的纹路，贴着肚脐下方两指宽的位置，静静躺着。
像一幅星图。
线条很细，颜色浅，不像是刺青，倒像是血管底下透出来的光。我用食指沿着边缘描了一下。皮肤温热，没有痛感，也没有麻。它就是在那里，像长了十几年的老疤，突然被人揭开了遮盖。
我解开两颗扣子，把衣服掀高一点，看得更清楚些。
形状没变。还是那个由七条主脉和无数支流组成的网状结构，中心点微微凸起，像一颗缓慢跳动的心脏。我记得它在体内时的样子——滚烫，撕扯，像要把我从中间劈开。现在它安静了，成了印记，成了证据。
我不是容器了。
我是记录者。
我放下衣服，拉好扣子。
陈砚一直没动。他盯着我看，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沉到底的疲惫。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也知道。
这不是结束。
我慢慢撑着手臂，把自己从地上推起来。膝盖先离地，然后是小腿，最后脚掌踩实。我站直了。没有晃，没有扶墙。身体各部分都听使唤，只是动作迟缓，像一台久未启动的机器。
窗外的夜灯亮着。
一栋接一栋，一层接一层，灯光连成片，照得城市像一块发光的电路板。我走过去，脚步不重，踏在地板上的声音很小。玻璃有点脏，印着几道指痕和雾气残留的圈。我用手抹了一下，清出一片视野。
然后我看见了。
光点在动。
不是闪烁，是排列。东边写字楼群的灯逐层亮起，西边住宅区的窗接连点亮，北侧高架桥的路灯同步开启——它们本该毫无关联，可现在，它们正以一种极慢的速度，拼凑出一个轮廓。
酒红色的裙摆。
从左侧楼宇斜切而下，弧线流畅，边缘清晰。它悬在空中，像一件穿在城市身上的礼服，随风微荡。没有人操控，没有信号源，它就这么自然地出现了，仿佛这座城市本来就有这件衣服。
我看着。
没有退后，也没有靠近。心跳频率没变。呼吸也没乱。
陈砚走到我身后两米的地方停下。我没回头，但能感觉到他在看那片光影。
“它还在。”他说。
“我知道。”我说。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问：“你怎么拍？”
我取下相机。
老式胶片机，机身有划痕，快门键磨得发亮。我检查光圈，调好速度，对焦距离设为无限远。镜头盖早就丢了，镜片上沾了点灰，我用袖子擦了擦。这台机器不需要完美环境才能工作。它只需要一个目标。
我举起相机，瞄准窗外。
取景框里，裙摆完整呈现。灯光勾勒出它的每一寸褶皱，像是用光线织成的布料。我按下快门。
咔。
声音不大，但在这一刻特别清楚。
底片进卷，齿轮咬合。我没看结果。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不是裙摆。
是一群孩子。
他们手牵着手，排成一列，走在一条通往黎明的路上。天边刚透出一点白，他们的影子拖得很长，落在身后碎石路上。没人说话，也没人回头。他们只是走，一步一步，走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