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如纱，笼罩着石见山脉的层层密林。
郑芝龙勒马立于半山腰新开辟的平台上，身后是三百名亲兵组成的仪仗。他们甲胄鲜亮，长矛如林，在初升的日头下反射着冷硬的光。平台正前方，一座新立的石碑上刻着八个大字——“大明倭州石见银山”，字迹刚劲，漆色未干。
山道传来马蹄声。松平信纲身着素服，未佩刀剑，在二十余名同样卸去武装的武士簇拥下缓步而来。这位幕府老中的脸色灰败，眼窝深陷，短短半月仿佛老了十岁。他在平台前五丈处停下，翻身下马，朝石碑方向深深一躬。
“罪臣松平信纲，奉将军之命，前来移交石见银山一切文书、账册及在矿役夫名簿。”他的汉语带着生硬的腔调，却一字一句说得清晰。
宋献策从郑芝龙身侧走出，接过三只樟木匣子。开匣验看时，纸张特有的陈旧气味弥散开来——最上面是德川家光亲笔签押的转让文书，盖着朱红的将军印；矿工的名册，每页都按着手印。
“矿山守卫已全部撤至二十里外。”松平信纲垂首道，“按照条约，贵军可留用愿继续采矿者，其余……”
“此事刘都指挥使自有安排。”郑芝龙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松平大人请回吧。”
老者身体微微一颤。他抬起头，似乎想说什么，目光掠过石碑上“大明”二字，终究只是又行一礼，转身离去。那些武士跟在他身后，晨雾很快吞没了他们的背影。
郑芝龙这才走到平台边缘，俯视下方山谷。
薄雾正渐渐散去，露出依山而建的层层工棚、蜿蜒如蛇的运矿轨道、还有那些深不见底的矿洞入口。几个胆大的矿工从棚屋里探出头，朝山上张望——他们大多是战俘、欠债者、流浪民，此刻眼神里混杂着恐惧与茫然。
“传令。”郑芝龙没有回头，“今日起，石见银山所有矿工，日粮增加三成。愿继续采矿者，月钱按大明矿工标准发放。不愿者，发给三日口粮，自行离去。”
亲兵队长领命而去。
宋献策合上木匣，轻声道：“郑帅仁慈。只是这银山年产能达百万两，若矿工流失过多……”
“宋参议放心。”郑芝龙嘴角扯出一丝笑，“人饿怕了，有饭吃就会留下。况且——”他转身看向东方，那里海天相接处泛着鱼肚白，“刘文柄已经招募了第一批‘倭兵义勇’，明日就会进驻矿山。有兵守着，出不了乱子。”
这话说得平淡，宋献策却听出了弦外之音。用日本兵看守日本银山，再让这些兵的家眷在矿山做工——一环套一环，都是刘文柄与锦衣卫推敲了半个月的章程。宋献策忽然想起，临行前皇帝在平台说的那句话：“治国如织网，经纬分明，则纲举目张。”
海上枭雄此刻望着晨雾中的矿山，忽然觉得，那雾里似乎真有无数看不见的丝线，从北京紫禁城一直延伸到这东瀛深山，每一根都绷得笔直。
三日后，长崎港。
港内泊着大小船只百余艘，桅杆如林。最大的是郑芝龙的旗舰“镇海”号，这艘三层甲板的福船经过数次海战，船舷上还留着几处未及修补的弹痕。旁边紧挨着三十余艘战船组成的编队——那是朱可贞的“暗刃”舰队，船体普遍较新，船首像多是狰狞的龙、虎、狴犴。
码头上正在装货。
一箱箱贴着封条的银锭被力夫抬上“镇海”号底舱。那是石见银山的第一批产出——十万两白银，将作为战利品押送回京。另有两艘货船装满了硫磺、铜料、漆器，以及从江户城缴获的数百卷古籍、字画、美女。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已在昨日登船。战马被蒙着眼牵上特制的运马船，嘶鸣声此起彼伏。那些年轻的骑兵站在甲板上，朝着岸上围观的日本百姓指指点点，笑声爽朗——他们是胜利者，有资格骄傲。
郑芝龙与朱可贞并肩立于码头栈桥尽头。
“朱将军此去台湾，需多少时日可抵澎湖？”郑芝龙问。
“顺风七日，若遇风浪则难说。”朱可贞的回答一如既往的简洁。这位年轻将领今日终于脱去常穿的深色劲装，换上了皇帝特赐的麒麟补子战袍，腰间佩剑的剑鞘上嵌着七颗明珠。
郑芝龙打量着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眉宇间却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这种沉静郑芝龙在某些人身上见过——比如当年在澳门见过的那位葡萄牙老船长，在暴风雨来临前数着玫瑰念珠时，就是这般神情。
“荷兰人在台湾经营三十余年，热兰遮城号称‘东方第一堡’。”郑芝龙斟酌着词句，“朱将军虽在琉球大破其舰队，但攻城之战，与海战终究不同。”
“多谢郑帅提醒。”朱可贞微微颔首
这话说得谦逊，却滴水不漏。表明了“我自有安排”的潜台词。
郑芝龙忽然笑了，伸手拍了拍朱可贞的肩膀——这个动作有些突兀，朱可贞身体微微一僵，但没有避开。
“后生可畏啊。”老帅感慨道，“老夫像你这般年纪时，还在李旦船主手下当个通译，整日琢磨怎么从葡萄牙人手里多赚几两银子。”他收回手，望向海面，“这大海，终究是你们年轻人的了。”
话音未落，一名传令兵匆匆跑来：“禀大帅、朱将军，所有银箱已装船完毕！戚将军已提前出发了，说已探明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请朱将军速速南下商议！”
朱可贞眼中闪过一道光。他朝郑芝龙抱拳：“既如此，末将告辞。祝郑帅一路顺风，凯旋回京。”
“保重。”郑芝龙正色回礼。
年轻的将军转身离去，步伐稳健。栈桥上等候的亲兵立刻跟上，簇拥着他登上旗舰“定远”号。很快，号角声起，朱可贞舰队三十余艘战船依次起锚，帆缆绞动声、水手号子声、海鸥鸣叫声混杂成港口的交响。
白帆一张张升起，吃足了北风，鼓胀如满月。舰队排成楔形阵，缓缓驶出长崎湾。郑芝龙一直目送着最后一艘船的帆影消失在海平线以下。
“大帅。”副将低声提醒，“咱们也该起航了。”
郑芝龙“嗯”了一声，却没有动。他的目光仍盯着南方天际——那里是台湾的方向，也是他郑家海上势力曾经触手可及、如今却必须放手的地方。
出港第二日深夜，“镇海”号主舱。
郑芝龙独坐灯下，面前摊开的是儿子郑森从北京国子监寄来的家书。信是一个月前发出的，随着补给船队送到长崎。娟秀的小楷写满了三页纸：
“……儿在监中，每日寅时即起，与诸生同诵《大学》《中庸》。上月朔日，祭酒率众谒孔庙，礼仪庄肃。同窗多闻父亲东征大捷，皆来道贺，儿唯谦称‘此天子圣明、将士用命之功，家父不过奉旨行事’，众人皆以为然……”
郑芝龙的目光在这一段停留许久。
儿子长大了。十七岁的少年，已经懂得在京城那样的是非之地如何说话——把功劳推给皇帝和将士，把父亲摆在“奉旨行事”的位置，既全了体面，又避了嫌疑。
信的后半段提到另一件事：“……前日有宫中宦官至国子监，传陛下口谕，命监中择优秀子弟入文华殿观政。祭酒荐儿在内共五人，儿惶恐，不知是否当受此恩……”
烛火跳动，在信纸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郑芝龙放下信纸，起身推开舷窗。夜海漆黑，唯有船尾划出的浪迹泛着微弱的磷光。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深秋的凉意。
文华殿观政——那是只有翰林院庶吉士和极少数受器重的官宦子弟才能得的殊荣。皇帝把郑森的名字放进去，用意再明显不过。
是恩典，也是提醒。
舱外传来脚步声，是副将的声音：“郑帅还未歇息？”
“请进。”
副将推门而入，手中端着一壶温好的酒。两人对坐，副将斟酒时，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家书，却只字未问。
郑芝龙忽然开口，“你说陛下为何要打台湾？”
副将沉吟：“红毛夷占我故土，自然要收回。此乃大义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