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莱斯王宫的书房里，那台特制的短波收音机持续不断地传来布拉格街头的混乱声响——坦克履带碾过古老街石的轰鸣、零星响起的枪声、以及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混杂着的，愤怒与绝望的呼喊。这些声音与bbc、自由欧洲电台播音员那竭力保持冷静，却难掩震惊与谴责的播报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遥远却又近在咫尺的悲剧图景。
米哈伊一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几张空白信纸，但他手中的钢笔久久未曾落下。他的目光越过收音机，仿佛穿透了厚重的宫墙，看到了那片正被“兄弟般的援助”铁蹄践踏的土地。一种熟悉的、令人作呕的感觉攫住了他——那是1939年波兰沦陷时的无力，是1940年面对苏联最后通牒时的屈辱，是父亲埃德尔一世在雅西寒冬中独撑危局时的沉重。历史，似乎总在东欧这片多难的土地上，重复着最残酷的旋律。
齐奥塞斯库政权至今保持着一种刻意的、令人不安的沉默。官方的罗马尼亚通讯社（Agerpres）仅仅干巴巴地转载了塔斯社关于“应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领导人请求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声明，未加任何评论。布加勒斯特的街头，没有官方组织的支持游行，也没有谴责抗议，只有一种被高压下的、死寂般的观望。这种沉默，比公开的表态更让米哈伊感到窒息。它要么意味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吵和犹豫不决，要么，就是齐奥塞斯库在等待一个最有利于他自己的时机，准备上演一出精心计算的政治表演。
“他会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一个最有利于巩固他个人权力的立场，”米哈伊在前一晚与“导师”的秘密通讯中这样分析，“无论是谴责还是默许，都不会出于真正的道义或国家利益。”
然而，这种沉默，对米哈伊而言，却是一种煎熬。他知道，整个东欧，乃至整个世界，都在看着。莫斯科在看，看看还有谁敢挑战其“有限主权论”的权威；华盛顿和西欧在看，看看铁幕之下是否还有勇气和良知的火花；而最重要的是，罗马尼亚的人民在看，看看在强权面前，谁还敢发出罗马尼亚的声音。
他不能等待齐奥塞斯库。等待，就意味着默许，意味着罗马尼亚的灵魂将与那些入侵的坦克同流合污。他必须站出来，以他唯一还能使用的身份——一个罗马尼亚公民，一个前国家元首，一个见证了太多妥协与背叛的人。
这个决定风险巨大。这无异于在齐奥塞斯库和莫斯科的神经上跳舞。秘密警察（Securitate）可能随时以“破坏国家稳定”、“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名冲进佩莱斯王宫。苏联的“意外”行动，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个人的安危尚在其次，他最担心的，是儿子卡罗尔。
他的目光投向窗外，落在花园里正在安静看书的儿子身上。阳光洒在孩子金色的头发上，构成一幅安宁得近乎不真实的画面。打破这安宁，将他置于潜在的危险之中，这是一个父亲最艰难的抉择。
就在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一段新的录音，似乎是布拉格街头一位年轻女子带着哭腔的呼喊，随即被一阵嘈杂的俄语命令和引擎声打断。那声音中的绝望与不屈，像一把尖刀，刺穿了米哈伊心中最后的犹豫。
他猛地站起身，走到父亲埃德尔一世的肖像前。画中的父亲，眼神锐利，仿佛在质问：“米哈伊，你的责任是什么？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在祖国需要声音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他想起了父亲在二战最艰难时说过的话：“国王可以失败，可以流亡，但绝不能沉默。因为国王的声音，是国家良知的回响。”
良知。是的，就是这个词。超越政治算计，超越个人安危。
他下定了决心。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米哈伊将自己反锁在书房的内室。他没有起草激昂的檄文，而是开始撰写一篇讲话稿。这不是一份王室宣言，而是一篇以“一个罗马尼亚公民”为视角的、冷静而坚定的评论。他深知，在当下的环境，过于情绪化或直接指向性的攻击，只会被轻易地贴上“煽动”或“西方走狗”的标签，从而削弱其力量。
他字斟句酌：
· 开篇定调： 他首先表达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与不安”，强调主权国家内政不容干涉的“基本原则”，避免直接点名苏联，但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矛头所向。
· 历史回响： 他巧妙地提及罗马尼亚自身的历史伤痛——从比萨拉比亚到北布科维纳——暗示强权政治对弱小民族的持久威胁，唤起本国民众的集体记忆和共情。
· 原则重申： 他明确重申，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应建立在“尊重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准则之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这既是对齐奥塞斯库“民族独立”口号的一种“借用”和拔高，也是对其沉默的无声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