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的葬礼在一种刻意营造的、极其隆重而肃穆的氛围中举行。灵柩覆盖着党旗，摆放在党中央大厦宏伟的门厅内，接受各界人士的瞻仰。长长的悼念队伍沉默地移动，空气中只有哀乐低回，以及偶尔压抑的抽泣声。
齐奥塞斯库站在治丧委员会成员的前列，身姿笔挺，表情管理得恰到好处——沉痛中带着坚毅，仿佛将巨大的悲伤化为了无穷的责任感。他主动迎送重要的国内外代表团，握手有力，言语简短而富有感染力，俨然以主人的姿态出现。相比之下，名义上的主持者阿波斯托尔，则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动作迟缓，在镜头前更像一个符号，而非一个掌控局面的领袖。这种视觉上的对比，通过精心控制的媒体镜头，被无声地传递给了广大党员和民众。
葬礼结束后，真正的较量在紧闭的会议室门后展开。关于第一书记人选的正式磋商和投票，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前，于政治局这个小圈子里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阿波斯托尔的支持者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强调资历、经验和维持稳定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单薄。齐奥塞斯库的阵营则发起了更有组织的攻势。他的盟友们在私下和半公开的场合，不断强调“新时代需要新气象”、“需要敢于打破框框的魄力”，并隐晦地提及阿波斯托尔健康状况不佳（他有轻微的心脏问题），暗示其难以承担繁重的领导工作。
最关键的一股力量——以毛雷尔为代表的务实派和部分军队元老——他们的态度变得举足轻重。毛雷尔本人对齐奥塞斯库的激进倾向深感忧虑，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口若悬河的“民族主义者”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是何等炽烈。与齐奥塞斯库共事多年，他见识过其不择手段的一面。然而，他同样对阿波斯托尔能否有效驾驭这艘复杂的国家航船缺乏信心。
在一次仅限于最核心几人参加的小范围会议上，毛雷尔坦率地陈述了他的担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精力充沛，富有干劲，在推动某些工业项目和宣传方面有显着成绩。”他字斟句酌，“但是，他的某些想法过于……理想化，甚至有些冒险。我担心，过于激烈的政策转向，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内外震荡。”
一位资深的军队领导人附和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团结全党、稳住军队，并且……不至于过分刺激我们强大邻邦的领导人。”他的话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明白，“强大邻邦”指的是莫斯科。
这时，齐奥塞斯库做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表态。他面对这些质疑，没有像以往那样强硬反驳，而是表现出一种罕见的“灵活性”和“倾听意见”的姿态。他郑重承诺，如果他担任第一书记，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重大决策一定会经过政治局充分讨论；他会尊重并倚重像毛雷尔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处理国家大事；在对外政策上，他会“谨慎行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妥善处理”与“所有友好国家”，包括苏联的关系。
这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毛雷尔等人的部分疑虑。他们意识到，齐奥塞斯库是当前最具优势、也最难以阻挡的候选人。强行支持明显弱势的阿波斯托尔，可能导致党内分裂。而接受齐奥塞斯库，同时用“集体领导”来制约他，似乎是一个在现实条件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他们天真地希望，制度的框架和集体的力量，能够约束住齐奥塞斯库个人的野心。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政治的妥协，也是一种危险的赌博。
最终，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和各自的算计下，政治局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推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波斯托尔在巨大的压力下，黯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当消息传出时，齐奥塞斯库的支持者们弹冠相庆。而在日内瓦，米哈伊一世收到“王冠”发来的密电——“新园丁已就位”——时，他感到的不是意外，而是一种沉重的、宿命般的确认。
“他们选择了一个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控制的猛兽。”米哈伊对安娜说，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奈，“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头猛兽的胃口，远超他们的想象。所谓的‘集体领导’，在他绝对权力的欲望面前，将不堪一击。”
他仿佛已经听到了，罗马尼亚命运车轮，在歧路上开始加速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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