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逝世的正式公告尚未发布，布加勒斯特上空已弥漫着山雨欲来的压抑。党中央大厦内，灯火通明，彻夜不眠。权力核心层的每一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指针，在各自的轨道上疯狂运转，计算着得失，寻找着盟友，提防着暗箭。
首先摆上台面的问题，是由谁来主持德治的治丧委员会。这看似是一个礼仪性的、过渡性的职务，但在政治符号学里，这往往是继承顺序的最直接暗示。阿波斯托尔作为长期以来的二把手，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担此重任。他的支持者们也开始积极活动，试图在第一时间营造出“众望所归”的氛围。
然而，反对的声音，或者说另一种选择，几乎立刻出现了。以毛雷尔为首的一部分务实派高层，私下里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阿波斯托尔性格较为温和，甚至有些优柔寡断，在德治后期身体不佳时，其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已显疲态。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关口，罗马尼亚需要一个“更强有力”、“更具决断力”的领导人。他们没有明说这个领导人是谁，但目光的指向，已经若隐若现。
齐奥塞斯库阵营的动作则更为迅速和精准。他没有直接去争夺治丧委员会主席这个虚名，而是将精力放在了更实际的地方——控制信息和舆论渠道。他利用自己作为党中央书记之一，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的便利，迅速加强了对党内通讯社、主要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指导”。关于德治逝世的消息如何发布，悼念活动的规格和议程如何安排，乃至后续对德治历史功过的评价基调，他都试图施加最大程度的影响。他要确保，在官方叙事中，德治的时代是“一个阶段”，而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崭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同时，他指示埃列娜，以及他那个在安全部门担任要职的弟弟伊利耶，加紧对军队和安全系统内部关键人物的摸底和联络。电话在深夜响起，密谈在隐蔽的住所进行。承诺、暗示、甚至是隐晦的威胁，都被熟练地运用。齐奥塞斯库向军警系统的实力派描绘了一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维护国家稳定与独立”的图景，并暗示，他才是那个能够确保他们地位和利益，并带领罗马尼亚走向“真正强大”的人。
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一种表面肃穆、内里紧张万分的气氛中召开。阿波斯托尔试图主导会议，提出一套相对平稳的过渡方案。但齐奥塞斯库的发言，则更具攻击性和煽动性。他慷慨陈词，大谈特谈德治同志未竟的事业，尤其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重要性。他将自己此前鼓吹的“民族共产主义”路线，与德治晚期的某些政策倾向巧妙地嫁接起来，把自己包装成德治路线最坚定、最彻底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同志们！”齐奥塞斯库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激情，“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哭泣，而是继承德治同志的遗志！是用加倍的努力和斗争，来扞卫他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任何犹豫和软弱，都是对逝者的背叛！”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却像一把软刀子，直指阿波斯托尔可能存在的“犹豫”和“软弱”。毛雷尔冷眼旁观，他看穿了齐奥塞斯库的伎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下这种需要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特殊时刻，齐奥塞斯库表现出来的“坚定”和“魄力”，确实比阿波斯托尔的“持重”更具迷惑性和吸引力。
会议没有就继承人问题做出最终决定，但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齐奥塞斯库不再是那个需要隐藏在角落里的窥伺者，他已经站到了舞台的中央，开始挥舞指挥棒。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一点点汇集到日内瓦的科洛尼庄园。米哈伊一世仔细阅读着每一份情报，他的眉头越皱越紧。齐奥塞斯库的活跃和手段之老练，远超他的预期。
“他不仅是在争夺权力，”米哈伊对安娜公主分析道，“他是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制造一种氛围，一种‘非他不可’的紧迫感。他将自己与‘国家独立’、‘民族尊严’这些最高价值绑定，让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背负上‘不爱国’的道德压力。”
安娜担忧地问：“阿波斯托尔和毛雷尔他们，难道看不穿吗？”
“看得穿，未必挡得住。”米哈伊叹了口气，“在绝对的利益和野心面前，理智和远见常常是苍白的。而且，齐奥塞斯库准确地抓住了党内一部分人，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和部分知识分子中，那种对莫斯科长期干预的不满情绪，并将其放大、利用到了极致。”
他仿佛已经看到，在布加勒斯特上空，那张由野心、谎言和民族情绪交织而成的大网，正越收越紧。权力的真空，正在被一种危险的力量迅速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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