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证据？”
没人回答她。
他们连个像样的罪名都懒得编。随便找个借口，随便开个口子，随便就能把她送进监狱。
后来她才知道，根本不需要证据。伊戈尔他爹打一个电话，检察院那边就把案卷准备好了。
她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宿舍。床头柜上还摆着她和父母的合影，她妈笑着，她爸也笑着，她站在中间，手里举着奥运金牌。
后来她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
有人给她父亲打电话，说“你女儿出事了”。父亲问什么事，那边挂了。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鉴于其女叛锅行径，该同志即日起停职审查。
母亲去面包房的路上，被人堵在街角。几个女人指着她骂：“卖锅贼的妈，还有脸出来！”她跑回家，再没出过门。
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就躲，躲不开就吐口水。有人在门口泼油漆，有人往窗户里扔石头。
父亲后来中风了，倒在雪堆里，一天后才被人发现，早冻僵了，送医院，没救过来。
母亲搬走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这些事，安娜是在监狱里听说的。
说这些话的人，是那个替伊戈尔来传话的中年男人。他隔着玻璃，脸上带着笑。
“安娜小姐，只要你点头，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你出来，继续当你的军官，你父母的待遇也恢复。没人会再提这件事。”
她点了头，就能回到从前。
她没点。
她站起来，走回牢房。
五年。
她本以为自己会恨。恨那个公子哥，恨他爹，恨那个把她送进监狱的检察官，恨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战友”。
但走着走着，她发现自己没力气恨了。
累。
太累了。
十九岁进去，二十四岁出来。
五年里她在单人牢房里待了四年半。不是因为她闹事，是因为“叛锅罪”的犯人不能跟其他人关一起，怕她“传播有害思想”。
刚开始她还申诉。写材料，找狱警，托人递信。写了几十封，一封回音都没有。
后来不写了。没用。
五年里她想过无数遍，如果当时点了头，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还是军官，可能已经升了上尉，可能拿了更多勋章。可能她爸没中风，她妈不用被人骂“卖锅贼的妈”。可能他们一家还能坐在餐桌前，吃一顿温馨的圣诞晚餐。
但也可能，她早就不是自己了。
监狱里有个老犯人，偷东西进来的，判了八年，跟她关在同一层。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牙掉了好几颗，说话漏风。每次见她都念叨：
“姑娘，人这一辈子，就活一个‘自己’。你要是把自己弄丢了，就算在外面，也是个空壳子。”
她那时候听不懂。
后来慢慢懂了。
五年后，十二月二十三号，圣诞前夜。
她二十四岁，从监狱大门走出来。
外面下着雪，不大，细细碎碎落在肩上。她穿着灰色棉袄，监狱发的，不合身，袖子长出一截。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马路。
没人来接。
她站了十分钟。雪把头发染白了，肩头落了一层薄薄的白。路上偶尔有车开过，溅起泥水，没有一辆停下来。
然后她转身往火车站走。
候车室里，她抬头看见墙上的通缉令。
娜塔莎。二十六岁。偷窃，抢劫，越狱。
她盯着那张模糊的照片看了很久。二十六岁，大眼睛，圆脸，头发乱糟糟的。跟自己一点儿也不像。
但她心想，这名字不错。满大街都是，不扎眼。
她去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西部边境的票。
从那天起，她叫娜塔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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