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厕所里换掉沾血的衣服，套上连帽衫，戴上帽子。然后沿着公路继续往北走。
走了大概半小时，一辆卡车从后面开过来。她站在路边，举起手。
卡车停下。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探出头问去哪儿。
她说去里昂。
司机说上来吧。
她爬上副驾驶，把背包抱在怀里，头靠在车窗上。
卡车开动。窗外一片漆黑，偶尔路过一个亮着灯的小镇，很快又消失在夜色里。
她闭上眼睛。
伤口还在疼，一抽一抽的。但比之前好多了。
她想起刚才火车上那两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缩在车厢角落，从头到尾看见了整个过程。他们吓坏了，蜷成一团，动都不敢动。
她没杀他们。
没必要。他们是平民，跟她没关系。而且她也没时间。
里昂郊区，另一个加油站。
卡车停下。她下车，谢过司机，走进加油站的厕所，又给自己换了一次药。
伤口还在渗血，但不严重了。
她在便利店买了张地图，坐在角落里研究路线。
里昂有火车站，但不能去。那里肯定有人盯着。马赛也有港口，但太明显。
她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叫格勒诺布尔的小城。有火车站，但不属于干线，监控应该少一些。
她买了张去格勒诺布尔的大巴票，凌晨四点发车。
等车的两个小时，她坐在候车室的角落，盯着门口。
没人进来。
凌晨四点，大巴来了。她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继续盯着窗外。
天亮的时候，车到了格勒诺布尔。
她下车，走进一家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和水，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找了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的小旅馆，付了现金，住进去。
房间在三楼，窗户对着一条小巷。她拉上窗帘，坐在床上，终于松了一口气。
......
三天后，她用一本假护照，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护照上的名字叫叶卡捷琳娜·莫罗佐娃，三十一岁，工程师。
安检的时候，边检看了她一眼，盖章，放行。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想，总算逃出来了。
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
她租了一间公寓，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不会说殷语，收了现金就走了。
公寓不大，但干净。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墙，什么都看不见。
她觉得挺好。看不见别人，别人也看不见她。
前三天，她几乎没出门。伤口在愈合，痒得难受，但总比疼好。她坐在床上，看土耳奇的电视节目，一句都听不懂，就看画面。
第四天，她出门买了些日用品。第五天，她换了药。第六天，她开始考虑下一步，是继续往东走，还是就在这里待着。
娜塔莎是在第七天晚上意识到不对劲的。
倒不是发现了什么具体的破绽。这七天她没住酒店，全用现金，没留任何身份信息。
没用原来的手机和电脑，只买了个最便宜的手机配上本地卡，电话卡用一次扔一次。每天出门戴头巾，裹得像个本地老太太，路线随机，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小时。
按理说，她应该是隐形的。
但第七天晚上，她坐在加拉塔大桥底下的茶馆里，喝第三杯红茶的时候，忽然觉得后脖颈发凉。
不是直觉。是本能。
她放下茶杯，借着喝茶的动作，用余光扫了一圈。
茶馆不大，十来张桌子，坐着的都是本地老头，抽水烟，下棋，看球赛。门口蹲着一只猫，灰白色，舔爪子。一切正常。
但她知道不对。
她站起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余光里瞥见一件事——
角落那桌的老头，手里的水烟管停了。不是拿在手里，是搁在桌上。这个动作太细，但娜塔莎看见了。
她没回头，继续往外走。
出了门，右拐，钻进巷子。
走了三十米，她开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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