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予衿的脸在记忆里飘来飘去，抓不住，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医院的条件一般，但比看守所的医务室强得多。
他被安排进一间三人病房，靠窗的位置。
窗外能看见一棵老槐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簌簌往下落。
输液瓶挂了一排，葡萄糖、营养液、抗生素，一瓶接一瓶，从早挂到晚。
可他还是在瘦。
锁骨高高突起，肋骨一根根清晰可数，手腕细得只剩骨头，皮肤蜡黄蜡黄的，贴在脸上，像一层老旧的纸。
护士来给他打针，找血管要找半天，好不容易扎进去，针头在血管里像是要戳穿似的。
“老爷子，您得吃东西啊。”小护士端着粥碗，好言好语地劝。
他摇头，嘴唇动了动，发不出声音。
不是不想吃，是咽不下去。
喉咙像被什么堵死了，水都过不去，更别提粥。
勉强喝一口，胃里就翻江倒海，最后全吐出来，吐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整个人缩成一团，脸憋得青紫。
护士不敢再劝，红着眼眶出去了。
第七天晚上，他醒过来，窗外已经全黑了。
病房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昏黄的光落在被子上。
他突然想起什么，挣扎着去按床头的呼叫铃。
管教来得很快。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岑明均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管教……麻烦您……把我宿舍里的东西……带来……”
他喘了几口气，断断续续地说，“床头那个小箱子……就是……就是那些……”
管教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
这是……在安排后事了。
他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严重，只是他女儿那边就是联系不上……
他心里一酸，没多问，点点头，“行，我明天就去拿。”
“今天……今天行吗？”
管教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透出的那种近乎哀求的光，说不出拒绝的话。
“好，我去。”
两个小时后，管教提着一个半旧的帆布行李箱进来。
那是岑明均入狱时带来的箱子，灰色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他把箱子放在床边，打开锁扣，掀开盖子。
“你看看，是不是这些？”
岑明均撑着坐起来一点，视线落在箱子里。
最上面是一件外套。
深灰色的夹克，料子挺括，款式大方，叠得整整齐齐，边角一点褶皱都没有。
那是他入狱后，衿衿给他买的最后一件衣服。
“爸，这件好看，穿上精神，等您出来的时候穿。”
岑明均最后还是换上那件深灰色夹克。
病号服太宽大，穿脱费劲，他折腾了好一会儿，额头上沁出一层虚汗。
管教想帮忙，他摆摆手，自己一点一点地换。
衣服有点大。
他太瘦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肩膀撑不起来，袖子长出一截。
可他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眼里却有了光。
“好看吗？”他又问。
管教点点头，“好看。”
他笑了，是这几天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笑容。
然后他把围巾拿起来，没围在脖子上，而是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像是怕它跑了似的。深
那条围巾被他褶皱的手指一遍遍抚过，那些歪歪扭扭的针脚，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哪一针松哪一针紧。
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这身打扮，愣了一下。
老爷子穿着外套靠在床头，怀里抱着条围巾，枕边摞着三本书。
那样子不像是在住院，倒像是准备出远门，行李都收拾好了，只等着人来接。
“老爷子，您这是……”护士小声问。
他没回答，只是指了指床头柜上的电话。
“能……能再打个电话吗？”
护士看向管教。
管教沉默了一下，走过去把电话拿给他。
他接过电话的手抖得比前几天还厉害。
不是紧张，是没力气了，连拿住听筒都费劲。
他用两只手捧着，像捧着什么易碎的宝贝，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
嘟——嘟——嘟！
他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着某一点，耳朵恨不得钻进听筒里。
没人接。
再打。
还是没人接。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那个机械的女声一遍遍响起，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着他的心。
他握着听筒的手慢慢垂下来，却没有把电话还回去。
他就那么坐着，听筒贴在耳边，里面已经只剩下忙音，嘟嘟嘟的，空洞又绝望。
管教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过了很久，他把听筒慢慢放回去。
“管教，”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能给我纸和笔吗？”
“要写信？”
“嗯。”
管教出去找纸笔，他在床上坐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
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
他想，他也要写信了。
写给衿衿的信。
纸笔拿来了，是管教从护士站要来的——一沓普通的A4纸，一支黑色水笔。
他把纸垫在书上，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