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三十年，三月初八，巳时，川西，打箭炉以西三十里，入藏官道首段勘探营地。
这里的天空，是一种令人心悸的、近乎透明的湛蓝，阳光毫无遮挡地泼洒下来，却感觉不到太多暖意，反而带着一种冰冷的灼烧感。空气稀薄得让初来者胸口发闷，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要用尽力气，才能将那似乎永远不够的氧气压入肺叶。营地扎在一条湍急的河谷旁，背靠着一面裸露着灰褐色岩石的陡峭山坡。寒风如同无形的巨手，顺着河谷呼啸而来，卷起地面尚未融尽的残雪和沙砾，抽打在粗糙的帐篷上，发出令人不安的呜咽。
右都御史、奉旨经略西陲的杨嗣昌，裹着一件厚重的老羊皮袄，外罩防风的油布斗篷，站在营地边缘一处高地上，眉头紧锁，望着下方如同蝼蚁般、在崎岖山道上艰难移动的人群。他的脸色比在京师时黑瘦了许多，嘴唇因干燥和缺氧而开裂，但一双眼睛却依旧锐利，只是此刻布满了血丝，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下方，是正在尝试开辟“天路”首段的工程队伍。近千名从四川、湖广等地征调来的民夫和匠人，在少数兵丁的监督和工头的吆喝下，挥舞着简陋的铁镐、撬棍，奋力开凿着几乎垂直的崖壁，试图在近乎天堑的山体上，勉强拓宽出一条可供人畜通行的“路”。碎石不断滚落，坠入下方深不见底的河谷，发出遥远而沉闷的回响。更多的人则在更远处的斜坡上，砍伐稀疏的灌木，或从河滩搬运大小不一的石块，用以填补路基。
然而，进展缓慢得令人绝望。更致命的是，非战斗减员正在急剧增加。
营地边缘新搭起的几座简陋窝棚里，不断传出压抑的咳嗽和痛苦的呻吟。那里躺着数十名病倒的民夫和匠人。他们大多脸色青紫，嘴唇发乌，呼吸急促，胸口剧烈起伏，却吸不进多少气，严重的甚至开始呕出粉红色的泡沫——这正是“气疾”（高原反应）的典型症状，且已有数人并发肺水肿，危在旦夕。随队的几名医士（其中两名是前几日刚从京师太医院抽调而来）忙得脚不沾地，但携带的草药（如红景天、丹参等）对于急性重症效果有限，更缺乏对症的急救手段。就在昨日，又有一名年轻力壮的石匠，在开凿时突然晕厥，抬回营地不到两个时辰便没了气息。这已经是自深入高原以来，倒下的第七个人了。
“杨大人，又倒下三个！” 工部派来的勘路主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脸上满是焦虑和无奈，“都是壮劳力，早上还好好的，干了不到一个时辰就晕了。医士说，是‘气疾’突发。照此下去，莫说开山修路，怕是人都要折损大半！”
杨嗣昌的心狠狠一沉。他预料到高原艰难，却未料到“气疾”的杀伤力如此凶猛直接。这并非敌人刀剑，而是天地之威，无从抵御，只能适应或规避。然而，他们没有时间让所有人慢慢适应。
“从今日起，所有新征调的民夫匠人，抵达后需先在打箭炉适应五日，方可上山。工地上，每劳作一个时辰，必须强制休息一刻，供应热姜汤。病倒者，轻症集中照料，重症……立即用担架送回打箭炉，交由后方医士全力救治。” 杨嗣昌的声音干涩，这是他能想到的、暂时延缓减员的唯一办法。
“可是大人，工期……” 主事欲言又止。皇帝的限期，陈永邦在天津的压力，朝堂上的争议，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每个人背上。
“工期再紧，也不能拿人命硬填！” 杨嗣昌打断他，语气严厉，“路要修，但人不能白死。去，把格物院前几日送来的那份关于‘高原防护’的文书，再给各工头宣讲一遍，尤其是缓慢行动、注意保暖、观察同伴气色这几条，务必让每个人记住！”
主事领命匆匆而去。杨嗣昌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目光投向更西方那层层叠叠、仿佛直达天际的雪山。开凿的艰难尚在其次，人力、工具、物力的极限，以及来自“人”的威胁，更让他忧心。
“大人，” 负责护卫的边军千总快步走来，他脸上带着新添的擦伤，神色凝重，“昨夜巡逻队回报，在我们东北方十五里外的山脊上，又发现了和硕特游骑的踪迹，约莫二十余骑，远远窥伺，并未靠近。但看其装束和旗号，是达延汗本部精锐无疑。前日袭扰我们侧翼采石队的，也是他们的人，用的箭矢和短矛，与寻常部落不同，更精良些。”
杨嗣昌眼神一冷。和硕特果然不甘寂寞，在试探。“加强警戒，巡逻范围外扩五里。所有工匠民夫外出作业，必须由兵丁护卫，不得落单。若遇和硕特人主动攻击，准予还击，务必将其击退，但不得穷追，以防有诈。” 他顿了顿，“还有，设法与我们在拉萨那边的人联系，问问大喇嘛，达延汗近期是否与什么‘蓝眼睛’或西边来的陌生人接触过？有无得到新的火器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