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三十年，六月初三，未时，珠江口，外伶仃洋。
五月的东南季风，到了六月初，已然变得温驯而粘滞，带着海腥与盛夏将至的闷热，懒洋洋地拂过波光粼粼的洋面。往日此时，这片位于广州府与濠镜（澳门）之间的繁忙水道上，应是樯橹如林，帆影点点。闽粤的“大眼鸡”、广府的“拖风”、江浙的“沙船”，与濠镜葡萄牙人的“卡拉克”帆船，以及形形色色的暹罗、占城海舶，交织穿梭，构成一幅万国梯航、贸易如炽的繁华画卷。各种腔调的号子声、讨价还价声、起货卸货的喧嚣，混合着海风，能传出数里之遥。
然而今日，这幅画卷却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无形而滞涩的薄纱。洋面上的船只数量明显稀疏了不少。那几艘常年停靠濠镜、悬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卡拉克”大帆船，此刻静静地泊在远离主航道的深水区，帆篷收得整整齐齐，甲板上也少见水手走动，与往常那种忙碌装卸、锚链声不断的景象迥异。偶有几艘胆大的闽粤商船小心翼翼地驶过，船老大和伙计们都下意识地压低了交谈声，目光警惕地扫过那些沉默的西夷巨舶，以及更远处，濠镜方向那几座突出海岬、隐约可见炮口的西式石砌堡垒（炮台）。
靠近珠江口内河方向，几艘新近下水、船体漆色犹新、悬挂大明水师旗帜的“大青头”和“草撇”船，正以巡航编队缓缓驶过。船上水兵持铳肃立，炮衣褪下，黑洞洞的炮口有意无意地指向外洋方向。与西夷船只的沉寂不同，明军水师战船上，旗帜鲜明，号令清晰，透着一股外松内紧的戒备。
广州城南，专司海贸的怀远驿附近，气氛更是微妙。几家规模最大、平日门口车马络绎不绝、专营“洋货”的商行，如“隆盛行”、“泰和昌”等，今日却门户半掩，伙计们无精打采地倚在门边，眼神飘忽地望着清冷了许多的街面。街角的茶寮里，几个相熟的船主、牙人（经纪人）凑在一桌，声音压得极低。
“……听说了么？濠镜那边，红毛番的‘总督’（指葡萄牙澳门总督），前儿个把商会里几个和‘福泰昌’走得近的‘甲必丹’（华商头领）叫去，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天，出来的时候，那几个‘甲必丹’脸都是青的……”
“何止！我家表亲在码头上当值，说瞧见有红毛鬼的快船，偷偷摸摸从外海接了几个人上岸，鬼鬼祟祟进了商馆，看打扮不像是寻常商人，倒有些像……从西边（指印度方向）来的？”
“西边？莫不是荷兰人？他们不是在柯枝（印度科钦）么？跑这儿来作甚？”
“还能作甚？朝廷最近风头这么紧，靖海侯府倒了，‘福泰昌’灭了，施文豹的脑袋都挂到厦门示众了！这些红毛鬼哪个屁股干净？能不慌？这会儿怕是急着来商量对策，撇清干系呢！”
“唉，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买卖，怕是越来越难做了。东宁府（日本）如今是咱大明疆土，那边好些路子也断了……”
茶客们摇头叹息，眉宇间满是忧虑。市井的嗅觉最是灵敏，朝廷在东南的连番大动作，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在这片商贸神经最敏感的区域，激起了层层不安的涟漪。
濠镜，葡萄牙人修建的“总督府”内，议事厅。
厚重的橡木大门紧闭，隔绝了外界几乎所有的声音。议事厅内光线昏暗，高大的彩绘玻璃窗被深色的天鹅绒窗帘半掩着，只留下几道缝隙，让午后的阳光如同锋利的光刃，斜切进弥漫着雪茄烟味和压抑空气的厅堂。长条形的桃花心木会议桌旁，分坐着十余人。
上首主位，是年过五旬、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葡萄牙澳门总督费尔南多·德·索萨。他此刻没有穿着华丽的礼服，只是一身深色的常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深陷的眼窝中，蓝色的眸子晦暗不明。他的左侧，是濠镜葡萄牙商会会长、年迈的卡瓦略男爵，以及几名重要的商会理事、船长。右侧，则坐着三名不速之客——为首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科钦商馆的高级商务代表，范·德伦。他并非从巴达维亚（雅加达）而来，而是数日前才乘快船，自遥远的印度西海岸悄然抵达。此刻他神色凝重，手中把玩着一只精美的银质鼻烟壶，却没有打开。
气氛凝重得几乎要滴出水来。与窗外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截然不同，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猜忌、焦虑和一种被逼到墙角的躁动。
“先生们，” 费尔南多总督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刻意压抑的平稳，“广州方面，那位明朝的钦差大臣陈子龙，再次发来了照会。措辞比上一次更加……明确。要求我们就‘福泰昌’走私案、涉嫌向和硕特蒙古人输出武器、以及与已故靖海侯府的不当往来等事项，做出‘正式解释’和‘明确保证’。并限定我们在十日内，提交相关贸易记录，配合审查。否则，他将视为我方‘缺乏诚意’，并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贸易、加强稽查，甚至……重新评估濠镜的租借地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众人，尤其在范·德伦脸上停留了片刻：“明朝人这次，不像是在虚张声势。他们刚刚在海上碾碎了施文豹，在陆地压服了和硕特，那位皇帝在北方和西边似乎也取得了进展。他们的信心正在膨胀。而我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生意伙伴，显然给了他们太多把柄。更麻烦的是，东宁府（日本）如今已是明朝一省，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和贸易中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