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三十年，八月十五，午时，广州府，黄埔外港。
中秋时节的岭南，暑气未全消，但比起前两月的酷热，已多了几分海风带来的黏腻湿意。正午的日头高悬，明晃晃地照射在珠江水面上，将混浊泛黄的江涛映出碎金般的光斑。往日帆樯如林、舳舻相接的黄埔港，此刻却显出一种异样的、带着几分压抑的“秩序井然”。
港口内，大小船只按照新近划定的泊位，分门别类地停靠着。最靠近炮台和巡检司码头的，是悬挂着日月浪涛旗的大明水师战船，以及几艘新近成立的“市舶司巡缉船”，船身新刷的桐油在阳光下泛着光。稍远处，是等候查验、装卸货物的广船、福船、沙船等中国商船。而更靠外，在几处特意用浮标隔出的、标注着“夷商泊区”字样的水域，则稀稀落落地停泊着二十余艘西夷商船。这些船只样式各异，有葡萄牙人标志性的卡拉克大帆船，有荷兰人线条流畅的弗鲁特商船，也有少数几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小型武装商船。与数月前、乃至往年同期相比，西夷商船的数量，肉眼可见地减少了近一半。而且，大多数船只的甲板上，水手寥寥，帆桁半收，透着一股观望与怠工的气息。
港口沿岸，新设立的“广州市舶司”衙门和“夷商公所”已经挂牌办公。衙门前，穿着新式号服的市舶司吏员、税丁，以及配着腰刀、神色警惕的巡检司兵卒，正按照流程，对出入港的货物、人员进行盘查、登记、课税。旁边新立的告示牌上，贴着数张盖有鲜红官印的布告，最显眼的一份，标题是《大明皇帝敕谕市舶新则》（简称《市舶新则》），旁边还有用拉丁文、葡萄牙文、荷兰文书写的摘要。布告前，围拢着不少中外商人、通译和水手模样的人，指指点点，低声议论，表情各异。
“……凡外番商船来华贸易，须先至市舶司报备船货、人数，领取‘勘合符牌’，方准入港泊驻。私入港口、或未领符牌擅自贸易者，货没官，人论罪。”
“凡自西洋、南洋来华商船，经马六甲海峡入我大明内海（指马六甲海峡至台湾海峡之间的海域）者，须先于满剌加（马六甲）市舶分司申报，接受首轮盘查。其载运之货物、人员，需详列清单，违禁之物，一概不得携带入内海。违者，船货扣留，人员交有司勘问……”
“夷商只准在指定‘夷馆’区居住、交易，不得擅入城内。随船水手无事不得上岸，违者拘押。”
“进出口货物，须经市舶司查验，依新定税则，十税抽二（20%）。严禁夹带硝石、硫磺、生铁、铜料、书籍舆图等物。火铳、火炮等军器，须有兵部勘合，方准限量交易。”
“夷商在华，须遵大明律法。若有斗殴、杀伤、奸淫、盗窃等事，一体按律究治，其本国不得庇护……”
“市舶司有权随时登船查验。夷商若有申诉，可至夷商公所，由市舶司、地方有司及夷商代表共议……”
通译用生硬的官话，向围观的西夷商人、水手大声宣读着布告上的关键条款。每念一条，人群中便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和低声的抱怨、争辩。当念到“经马六甲海峡入我大明内海者，须先于满剌加市舶分司申报，接受首轮盘查”时，骚动尤为明显。
“又来了！在马六甲查一遍，到这里还要再查一遍！上帝，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个葡萄牙商人，摸着下巴上的短髭，灰蓝色的眼睛里满是烦躁，“满剌加那帮明国的税吏，现在眼睛比秃鹫还尖！一点多余的东西都别想带过去！”
“可不是么！” 一个刚从马六甲过来的荷兰船长，脸色难看地接话，“以前在满剌加，找找‘老朋友’，还能通融一下。现在？哼，那个新上任的明国分司主事，还有那些水师的丘八，油盐不进！清单对不上，就得在港外等着，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银钱！他们甚至派人上船，抽查货舱！美其名曰‘抽检’，谁知道是不是在摸我们的底！”
“这《新则》更狠，税加了一倍不止，活动范围还限定死了。” 一个英国船副，操着带着浓重伦敦东区口音的英语，愤愤道，“‘内海’？从马六甲到台湾，这么大一片海，都成了他们家的池塘了？我们的船进去，就跟进了他们家的鱼篓一样！”
“知足吧！” 年长些的葡萄牙商人，瞥了一眼不远处肃立的兵卒，压低声音道，“别忘了‘福泰昌’是怎么没的，施文豹的脑袋现在还在哪里挂着呢！那位‘国姓爷’的舰队，就在海峡外面看着呢。如今这‘满剌加市舶分司’，不过是把几年前‘西征’后定下的规矩，执行得更严格罢了。明国的皇帝，这是要把他‘内海’的篱笆，扎得更紧，看得更牢！”
抱怨归抱怨，但绝大多数西夷商人，却也只能忍着。原因无他，大明市场太庞大，丝绸、瓷器、茶叶的利润太诱人。彻底放弃？没有人舍得。而且，郑成功在东南的雷霆手段，彻底摧毁了“福泰昌”这个曾经最大的、也是许多西夷商人赖以“沟通”官府的灰色渠道，更展示了明廷整顿海疆、不惜一战的决心。继续硬顶？看看港口外游弋的那些明军战船和新式的、据说跑得飞快的“巡缉船”，再看看濠镜炮台上新增加的几门重型红夷大炮，任何武力挑衅的念头，在掂量了郑家水师和新成立的“内海舰队”的威胁，以及马六甲海峡内外那些虎视眈眈的明国水师和严格执行“首轮盘查”的税吏后，都只能化为更深的忌惮。
于是，抱怨之后，商人们还是得捏着鼻子，指挥着水手，抬着货物，在市舶司吏员挑剔的目光和税丁严格的度量下，办理着繁琐的入港、验货、纳税手续。港口内，依然有货物在装卸，有白银在流通，有交易在进行，只是那气氛，再也不复以往那种带着混乱无序的“自由”与“繁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严密规则框架下的、小心翼翼的、效率低下的“有序”。许多利润微薄、或习惯了灰色操作的西夷商人，已经开始盘算着，是否要减少来华船次，或者将部分贸易转移到南洋其他港口（如暹罗、爪哇），甚至冒险尝试绕过马六甲，走巽他海峡或龙目海峡等更南的航线，虽然那意味着更长的航程、更大的风险和更不确定的市场。
同一时间，濠镜（澳门），圣保罗大教堂旁，葡萄牙驻东方高级商务代表（后世俗称总督）官邸。
与黄埔港的喧嚣与抱怨相比，这座位于濠镜半岛高处、可以俯瞰整个港口的石砌官邸内，气氛更加凝重，甚至带着几分颓丧。装饰着东方丝绸和欧洲挂毯的议事厅里，弥漫着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特酒的香气，但围坐在长桌旁的几位先生脸上，却找不到丝毫惬意。
葡萄牙驻东方高级商务代表（总督）卡洛斯·费雷拉，一个年近五旬、有着典型伊比利亚人深邃轮廓和花白鬓角的男人，面色阴沉地坐在主位。他的下首，分别坐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驻远东高级商务专员范·德·维尔德，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年轻但精明的约翰·皮特。此外，还有几位濠镜议事会的葡萄牙议员和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