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刘芒铺开一张特制的绢帛，提起笔，略一沉吟，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便开始奋笔疾书。
他并未署名，而是仿效那些愤世嫉俗、口无遮拦的“狂士”口吻，标题便极具煽动性——
《阅刘青州檄袁本初文而感——兼论天下窃国者伪》
文章开篇，便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将讨董失败的首要责任，毫不留情地扣在袁绍头上：
“酸枣会盟，天下忠义扼腕之始也！盟主者谁？汝南袁本初也！受百官推举，承万民之望，手握重兵，据膏腴之地。当是时也，董卓暴虐，焚烧宫阙，胁迁天子，神器蒙尘，海内泣血！正宜戮力同心，直捣洛阳，清君侧，复汉室！然观袁本初所为何如？拥兵自重，逡巡不前，坐视国贼猖獗！终日与诸将置酒高会，空谈‘大义’，实则保存实力，心怀鬼胎！致使联军离心，战机贻误，终使讨董大业功败垂成！袁本初者，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其心可诛！讨董之败，袁本初实为祸首！此等无忠无勇之辈，有何颜面窃据盟主之位，又有何资格妄谈天下？”
接着，笔锋直指袁绍欲立刘虞为帝的阴谋，并极力颂扬刘虞的忠贞，以反衬袁绍的卑劣：
“董卓西窜，天下无主？非也！天子尚在，虽陷于豺狼之口，然终为天下共主！尔袁本初，又行何等悖逆之事？妄图另立新帝！选中幽州牧刘虞伯安公，何也？非因其贤，实欲效董卓故智，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耳！派张岐携伪诏，欲加尊号，使领尚书事，其心何其险恶！然，天日昭昭，忠奸立判！刘伯安公，真忠臣也！怒斥张岐为‘叛逆主谋’，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宁死不从僭越之事！较之袁本初之首鼠两端、包藏祸心，何啻天渊之别？伯安公，真乃汉室之砥柱，乱世之清流！而袁本初此计不成，丑态毕露，其不臣之心，已昭然若揭！”
然后，文章以最大的篇幅和最激烈的言辞，痛斥袁绍逼迫韩馥让出冀州之举，并将矛头指向所有背弃韩馥的冀州文武：
“冀州之失，非天灾，乃人祸！祸首即为袁本初！韩文节（韩馥）虽非雄主，然亦朝廷钦命之州牧，更曾为尔袁氏门生故吏，于尔有旧。尔竟行此鸠占鹊巢、忘恩负义之举！田丰、沮授、审配辈，世受国恩，韩使君待尔等不满，尔等不为画策安民，反为虎作伥，摇唇鼓舌，行逼宫之事！还有那麴义、张合等将，食韩氏之禄，却不思报效，临阵倒戈，投效新主，与叛徒何异？尔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所学忠义廉耻，尽付狗肚乎？”
此处刻意将田丰、沮授等谋士与麴义等武将并列痛斥，旨在扩大打击面，离间冀州新旧势力。
“尤可恨者，韩文节已步步退让，主动让出州牧之位，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袁本初竟仍不放过！韩文节避祸陈留，寄人篱下，已如惊弓之鸟。然，最终竟死于厕所之中，凶器竟为刻书小刀！”
文章在此处骤然提高声调，充满质疑与悲愤，“呜呼哀哉！韩文节，颍川名门之后，世代簪缨，曾为一方诸侯，纵是死，何至如此不堪？厕中自刎？此非自杀，实乃灭口！此非忧惧而死，乃袁本初斩草除根之毒计也！尔袁本初，四世三公，名满天下，行事却如此鬼蜮伎俩，如此狠毒绝情，岂不令天下士人心寒？！”
最后，文章以一段总结性的、极其刻薄的诅咒收尾：
“纵观袁本初之行，讨董则首鼠两端，立帝则包藏祸心，夺州则巧取豪夺，杀人则灭口毁迹。上不忠於汉室，下不仁於旧僚，内无信义，外逞奸猾。如今冀州上下，文武诸公，或为虎作伥，或助纣为虐，或明哲保身，蛇鼠一窝，焉能长久？尔等且看，如此不忠不仁不义之徒，如此背信弃义之辈，纵然窃据雄州，兵多粮足，然失道寡助，天人共弃，败亡之期，必不远矣！吾恐冀州千里沃土，他日尽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尔等今日之从逆者，他日皆成冢中枯骨，为天下笑！”
搁笔，吹干墨迹。刘芒仔细重读一遍，脸上露出了满意而又带着一丝冷冽的笑容。
这篇文章，可谓极尽挖苦、抹黑、煽动、离间之能事。
它将讨董失败的责任全扣在袁绍头上；将立刘虞的阴谋赤裸揭露并极力赞美刘虞；将逼走韩馥的罪过放大并痛斥所有“从逆”的冀州官员；最后更是用韩馥“厕所自尽”这个极具冲击力和羞辱性的疑点，直接暗示乃至指控袁绍杀人灭口！
通篇逻辑看似偏激，却环环相扣，抓住了袁绍行为中诸多可被攻击的弱点，尤其是韩馥之死这个“命门”。
“好！甚好！”刘芒抚掌轻笑，“袁本初不是最看重名声吗？不是自诩四世三公、礼贤下士吗？我便将这‘狂士’之文，通过文趣阁的渠道，在冀州、在兖州、在司隶……在一切士人聚集之地散播出去！我倒要看看，你这‘君子’的面皮，能经得起几番这样的‘诛心’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