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惯于欺下媚上，对下，可以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扭曲政令以中饱私囊，对上，则粉饰太平、隐瞒灾情、虚报政绩以邀功固宠。在这种精心设计的隔离带中，官僚阶层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好处尽归己有，而所有的民怨、不满与反抗的怒火，最终却都指向了深居九重的皇帝。
皇帝成了官僚劣政的最终背锅者，承受着民心背离的风险，而真正的蛀虫却隐身于庞大的官僚体系之中。
正是洞悉了这种危险的结构性弊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力图有所作为、追求长治久安的明君雄主，无不将皇权下乡或皇权直达基层视为其施政的核心目标与巨大挑战。
无论是汉代的刺史巡视、唐代的采访使、明代的巡抚总督制度，乃至清代的密折专奏，本质上都是皇帝试图绕过或穿透官僚集团的层层封锁，建立与地方社会、底层民众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意图收回信息控制权和政策执行权。
然而，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堪比重新开国。
其根源在于一个几乎无解的矛盾：皇帝，无论其个人能力多么超群，终究只是孤悬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一人”。而他所要对抗的，是一个由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各级官吏构成的、盘根错节、利益共享的庞大官僚集团。
这个集团不仅人数众多，更精通行政规则，掌握着帝国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与执行能力。皇帝既需要依赖他们去治理广袤的疆域、征收赋税、维持秩序、抵御外敌，又必须时刻警惕并遏制他们对皇权的蚕食。
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体系，其难度犹如蚍蜉撼树。
因此，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皇权面对官僚集团，往往不得不陷入持续的战略妥协。 皇帝需要平衡，既要利用官僚体系维持统治，又要防止其尾大不掉，既要打击贪腐以平民愤、保根基，又要避免过度整肃导致行政瘫痪或官僚集体反弹。
这种妥协是常态，突破反而是罕见的、局部的且代价高昂的。
皇帝个人的意志、手腕、精力乃至寿命，都成为这场漫长权力博弈中的关键变量。官僚集团凭借其结构性优势、信息垄断和集体行动能力，使得皇权下乡的理想蓝图在现实中步履维艰，令不出皇城的困境，也就成为了中央集权帝制下难以根治的痼疾。
而科举制度，尤其是其特殊形式——恩科，成为了皇帝手中为数不多、却能直插官僚体系隔离带要害的利器。
常规的科举考试（正科），虽然理论上为底层寒门提供了上升通道，但其运作过程，从地方州县的童生试、乡试，到礼部主持的会试，再到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依然难以彻底摆脱庞大官僚体系的渗透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