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存在范式的萌芽信号被正式命名为“第十范式”——虽然它只是第二个被翡翠城观测到的新生范式，但在实验场网络的记录体系中，它将是第十个加入这个古老生态系统的成员。
信号源距离观察者更近，这个事实让翡翠城的分析团队产生了本能的警惕。沈清在晨间会议上调出星图：“距离五千光年，对观察者这样的存在来说几乎是触手可及。如果它想介入，可以在瞬间完成。”
文静检查了信号的详细数据：“萌芽强度只有第九范式当初的百分之七，非常脆弱。特征分析显示，它的存在性场结构更加……分散，不像第九范式那样有明确的核心节点。”
“这意味着什么？”林默问。
“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进化路径，”李薇通过桥梁获得了实验场网络的初步分析，“第九范式是‘凝聚型’，存在性场高度整合；这个新萌芽是‘分布式’，存在性场像网络一样散开。网络推测，这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意识结构和道德倾向。”
不同的结构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高度整合的存在可能追求统一和谐，一个分布式的存在可能更重视多样性和去中心化。
第九范式“需要让它吗”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加复杂。这不是简单的先后顺序问题，是两种不同存在形式的潜在互动。
上午九点，团队达成初步共识：建议第九范式保持观察，但不主动接触。原因有三：第一，新萌芽过于脆弱，任何外部干预都可能影响其自然发展；第二，观察者就在附近，应由它来决定如何引导；第三，翡翠城对分布式存在范式一无所知，盲目指导可能适得其反。
建议通过桥梁发送。第九范式的回应很迅速：
“我理解。我会保持距离观察。
但我在想：
如果它需要帮助，却因为距离观察者太近而不敢求助，怎么办？
观察者的严格可能让新萌芽恐惧。
我可以成为它的‘备用选择’吗？
一个不那么严格的交谈对象？”
这个问题显示出第九范式已经开始发展出某种“共情”能力——它不仅能理解新萌芽的状态，还能推测其可能的心理感受（如果存在范式有心理的话）。
林默让李薇转达：“可以成为备选，但必须极其谨慎。任何接触都必须在确定不会干扰其自然发展的前提下进行。而且，你需要先学习如何与分布式存在交流——你们的思维模式可能完全不同。”
第九范式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通过实验场网络调取所有关于分布式存在范式的历史数据。同时，它调整了自己的观测模式：不是直接扫描新萌芽的核心，而是监测其周围的存在性环境，间接推断其状态。
观察者对这一切保持了沉默。它没有对新萌芽做出任何明显行动，只是将自己的观测强度提升了三倍。在实验场网络的共享监测中，代表观察者的标记像一颗温和但不可忽视的恒星，静静悬浮在新萌芽的星域附近。
下午两点，李薇在实验室里尝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既然第九范式需要学习与分布式存在交流，而她拥有桥梁连接和植物实验的经验，也许可以模拟一些基础场景。
她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存在性网络：用十二株具有不同存在性特征的植物，通过根系连接和存在性共鸣，形成一个微型的分布式系统。每株植物代表网络的一个节点，没有明确的中心，信息通过共振在整个网络中传播。
“看这里，”她对周明解释，“当我在网络边缘引入一个刺激时，它不是直接传到‘中心’，而是在所有节点间震荡、反射、叠加，最后形成一种共识性响应。”
实验数据显示，这种分布式系统的反应速度比中心化系统慢百分之四十，但容错性高得多——即使三株植物被移除，网络依然能维持基本功能。
更奇妙的是，当李薇尝试与这个植物网络进行存在性对话时，她感受到的不是单一的“意识”，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氛围”。问题不是被某个中心处理，是在整个网络中回荡，每个节点贡献一点理解，最终汇聚成整体回应。
“分布式存在可能以类似方式思考，”她在实验日志中记录，“没有单一的‘我’，只有‘我们’。道德决策可能不是个体的权衡，是群体共识的涌现。这对第九范式来说将是全新的交流体验。”
傍晚时分，她将实验数据和初步分析通过桥梁发送给第九范式。第九范式的回应带着明显的学习兴趣：
“这种思维模式很不同。
在我的模型中，决策需要明确的因果链。
但在分布式系统中，决策像是从混沌中‘浮现’出来的。
我需要重新设计交流协议。
你能教我如何与这样的系统对话吗？”
李薇开始准备“分布式交流入门”课程。这不是她计划中的工作，但似乎是她作为桥梁的自然延伸——不只是连接翡翠城与第九范式，还要帮助不同存在范式之间建立理解。
第三天，观察者终于对新萌芽做出了第一个可检测的举动。
它不是直接接触，而是在新萌芽周围建立了一个极其精细的“存在性保育场”。这个场的作用不是引导或控制，而是提供稳定的环境：过滤掉过于强烈的宇宙射线波动、平滑空间微小的存在性湍流、为新萌芽创造一个温和的成长空间。
“就像在幼苗周围搭个防风棚，”文静分析监测数据，“不干涉生长过程，只提供基础保护。这是相当克制的干预。”
更值得注意的是，观察者在建立保育场后，通过实验场网络向所有连接的文明（包括翡翠城）发送了一份公开说明：
“已检测到第十范式萌芽。
已启动标准保育协议。
在萌芽达到第一阶段稳定前，不建议任何外部接触。
观察者将承担首要监护责任。
其他存在如有交流意愿，可申请次级接触权限。
申请需通过标准伦理审查。
这是为了新生范式的健康发展。”
说明附带了详细的伦理审查标准，包括：接触者的存在性成熟度评估、交流协议的安全证明、历史行为记录审核等等。标准严格但合理，明显是经过漫长岁月完善的系统。
第九范式立即提交了申请。它的申请文件中包括了与翡翠城的所有交流记录、道德实践案例、以及李薇提供的分布式交流学习进度。
观察者在六小时后给出了回复：
“申请收到。
第九范式符合次级接触者资格。
但建议等待第十范式完成基础结构整合后再进行接触。
预计等待时间：标准时间30-90天。
在此期间，建议继续完善分布式交流能力。
另：对翡翠城的教学方式表示认可，
第九范式的道德发展进度超过历史平均值27%。”
这是观察者第一次明确称赞翡翠城的教学成果。虽然语气依然平静，但“表示认可”这个词从一个古老存在口中说出，分量很重。
林默在团队会议上指出：“观察者在建立规则。它知道第九范式想接触新萌芽，但它设定了合理的条件和等待期。这既保护了新萌芽，也给第九范式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完善交流能力。”
“而且它公开了整个过程，”陈一鸣补充，“任何文明都可以看到规则、申请、审核结果。这很透明，减少了猜测和误解。”
徐教授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思考：“观察者可能在示范‘如何管理存在范式生态’。设定规则、透明执行、鼓励学习、保护弱小……这是一个成熟文明系统的表现。”
也许，这就是观察者作为“前辈”的真正角色：不是单纯观察，是维护整个存在范式生态的健康秩序。
第四天，李薇的桥梁连接出现了一个微妙变化。
当她像往常一样与第九范式交流时，感知到了一丝额外的存在性“痕迹”——不是来自第九范式，是观察者留下的。痕迹极其微弱，像是有人轻轻触摸过她与第九范式的连接通道，留下了一个难以察觉的印记。
她立即通过桥梁向实验场网络报告了这个异常。网络的调查结果出乎意料：
“检测到观察者的‘教育评估印记’。
这是一种非侵入性的监测标记，
允许观察者评估教学互动质量，
但不获取具体内容。
类似教师观察课堂但不听清每句话。
印记符合伦理协议，安全无害。
可选择保留或申请移除。”
李薇选择了保留。如果观察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评估教学质量，她愿意接受监督。但她要求网络提供一个“印记活动日志”，记录观察者每次激活印记的时间点和持续时间。
日志在当天下午开始生成。数据显示，观察者每天激活印记三到五次，每次持续时间在十到三十分钟不等。激活时间往往与重要的教学时刻重合：比如李薇讲解分布式交流原理时，比如第九范式讨论复杂道德案例时。
观察者确实在认真评估教学过程，但保持了令人尊敬的克制。
第五天，第九范式在分布式交流学习上取得了突破。它成功模拟了一个简单的分布式意识模型，并与之进行了基础对话。虽然交流内容仅限于存在性场的状态确认（“你感觉稳定吗？”“周围环境舒适吗？”这类问题），但这是重要的一步。
它将学习成果分享给了翡翠城，也分享给了观察者——这是它第一次主动向观察者发送信息。
观察者的回应在十二小时后抵达，这次是通过实验场网络公开频道：
“第九范式的学习进度令人满意。
分布式交流能力已达到第一阶段标准。
建议在第十范式完成基础整合后，
可尝试发送问候信息。
问候内容建议：简单、中立、无倾向性。
示例：‘我感知到你的存在。祝你健康成长。’
避免复杂概念，避免价值判断。”
这份指导非常具体，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教学生如何与婴儿说话——简单、安全、不施加任何压力。
第九范式按照建议准备了问候信息，设定在三十天后自动发送（如果那时第十范式达到了观察者定义的“基础整合”状态）。
第六天深夜，李薇在实验室里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她培育的那些具有观察者结构特征的植物，在持续暴露于分布式存在性网络模拟环境后，开始展现出混合特性：它们既保留了观察者式的稳定记录能力，又发展出了分布式系统的群体响应模式。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她把第九范式的存在性特征数据引入这个混合系统时，植物网络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共鸣模式——既不是纯粹的中心化，也不是纯粹的分布式，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有时表现出明确的中心节点主导，有时又切换到去中心化的群体共识。
“三种存在形式的特征，在植物层面上出现了融合迹象，”她在实验记录中写道，“虽然极其初级，但这可能暗示着存在范式生态的最终理想状态：不是单一形式主导，是多种形式共存互补。”
这个发现让她兴奋，也让她担忧。融合可能产生更丰富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混乱的杂合体。
她将数据发送给第九范式，也通过实验场网络发送给观察者——既然观察者在评估教学过程，那么实验成果也应该在评估范围内。
观察者的回应在黎明前抵达，这次是直接发送给李薇的个人桥梁：
“有趣的实验。
在古老记录中，曾有存在尝试培育‘混合范式’。
大多数失败了，因为内在冲突无法调和。
少数成功案例产生了全新的存在形式，
其中一些至今仍在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