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缓攻北京，先固根本”的战略决策，如同给狂热推进的战车换上了更稳健、更持久的车轮。
大陈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取得永定河决定性胜利后，并没有因惯性而盲目冲向最后的终点，而是以一种沉稳而高效的节奏，开始了战略消化与政治整合。
其重心，从单纯的军事征服，迅速转向对新占领的、广袤的北直隶、山西东北部、乃至河南北部等地区的全面接管、治理与巩固。
这是一场无声的、却同样至关重要的战役，关乎新政权的根基是否牢固。
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另一支“大军”便紧随野战兵团的脚步，开进了百废待兴的城镇乡村。
这支“大军”由文官、税吏、宣教官、工匠、医官组成，他们的武器不是刀枪，而是印信、账册、告示、良种和药箱。
在军队的护卫下，大陈的文治力量，开始全面渗透和接管。
首要急务，是恢复秩序，安抚民心。
各州县府衙前，很快贴上了盖有大陈王玺的《安民告示》 和《均田免赋令》。
告示以浅显直白的语言，宣布“王师吊民伐罪，只诛首恶，胁从不问”，命令原清廷官吏“留任视事，戴罪立功”（经审查后），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三年不征赋” 的承诺，如同久旱甘霖，让在清廷苛政下挣扎求生的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
逃难的百姓开始陆续返乡，关闭的店铺重新开张，荒芜的田地里出现了劳作的身影。
紧接着，是建立政权，清查户口。
由苏婉清从太原带来的、经过初步培训的基层官吏和军中识文断字的军官，组成了“接收安抚使团”，分赴各地。
他们拿着户部制定的新式黄册，在士兵的陪同下，深入乡里，重新登记户口，厘清田亩。
对于无主荒地（多是清军圈占或逃亡旗人产业），收归官有，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第一年免租，三年内赋税减半。
此举瞬间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戴，“陈王是咱穷苦人的大救星”的说法不胫而走。
对于前明宗室、勋贵庄园和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土地，则予以没收，部分充作军田，部分分给有功将士家属，部分作为“学田”、“义田”，收益用于兴办教育、赡养孤寡。
此举既打击了旧势力，又赢得了军心和新兴庶族地主的支持。
经济民生，迅速恢复。
户部从山西、河南调拨大量粮种、耕牛、农具，以极低利息贷给或直接分发给农民，不误农时。
工部组织的工匠队伍，开始抢修在战乱中损毁的道路、桥梁、驿站，恢复交通。
官营的“常平仓” 在主要城镇设立，平价售粮，平抑物价，打击奸商。太医署派出医官，免费为百姓治疗战乱引发的疫病，施药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