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举措，让新占区百姓迅速感受到了“新朝新气象”，与清廷的横征暴敛、视民如草芥形成了鲜明对比。
军事上，肃清残敌，巩固防线。
秦玉凤率领的偏师，如同梳子一般，扫荡北京外围的昌平、密云、顺义、通州等地，剿灭小股溃兵和土匪，接收城池，任命官员。
赵胜的主力则牢牢扼守卢沟桥-良乡一线，如同悬在北京城头的一柄利剑，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派出大量骑兵游弋，彻底切断北京与外界的陆路联系。
对宣府、大同等长城沿线重镇，则派使者招抚，原明军降将和当地守将在看清形势后，大多选择归顺。
大陈的北疆防线，迅速向北推进至长城一线。
文化宣传，争取士心。
柳如是主持的宣教司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量印制精美的《朔方新报》 特刊、《大陈新政纲要》、《讨清虏檄》 等宣传品，被分发到新占区的城镇乡村，由识字的宣教官公开宣读讲解。
内容着重宣扬大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的正统性，揭露清廷暴政，详解“均田免赋”、“兴学劝农”等仁政，描绘“天下大定，共享太平”的蓝图。
同时，开科取士的预告也开始发布，不问出身，唯才是举，为读书人打开了晋身之门。
许多原本对清廷不满、或持观望态度的前明士子、地方乡绅，开始转变态度，或出山相助，或至少保持中立。
外交手腕，孤立残敌。
对漠南蒙古诸部，柳如是派出的使者携带重礼和陈远的亲笔信，分头行动。
信中既重申“华夷之辨”，指出清廷乃窃据华夏的“虏酋”，又承诺“通商互市，各安疆界”，对帮助清廷者威胁打击，对保持中立或归顺者许以厚赏。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因下，科尔沁、察哈尔等大部开始动摇，至少不再敢明目张胆支持清廷。
消化新占区，根基日渐深。
陈远这套“军事威慑为后盾，政治攻心为主轴，经济惠民为基础，文化认同为纽带”的组合拳，打得扎实而有效。
新占领的广大区域，并没有出现常见的战后混乱和反复，而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归附人心。
大陈的统治，像春雨润物般，悄然渗透到北中国的肌体之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城内日益加剧的混乱、绝望和内部倾轧。此消彼长之下，胜负的天平，早已无可逆转地倾斜。
当大陈的根基在北中国牢牢扎下，枝繁叶茂之时，北京那座孤城，除了投降或毁灭，已别无他途。
统一的步伐，在稳扎稳打中，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