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九年，夏四月（1646年5月）。
距离永定河那场决定国运的决战，已过去月余。
时间的河流，仿佛在这新旧交替的关口，流淌得格外沉静而有力。
北京城，这座帝国的囚笼，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城外，大陈军营垒连绵，旌旗如林，每日操练的号角与炮声清晰可闻，如同一只收拢了利爪的猛虎，静静地蹲伏着，给予城内无尽的压力。
城内，粮草日渐匮乏，谣言四起，恐慌如同毒藤般缠绕着每一个人。
紫禁城里的争吵早已停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寂的绝望。
孝庄太后与顺治帝，在极少数心腹的护卫下，已秘密准备“西狩”（实为逃亡）。
而更多的满洲亲贵、文武官员，则在疯狂地寻找着各自的出路——贿赂守将、勾结汉官、甚至暗中向城外射去乞降的书信。
终于，在五月一个沉闷的清晨，北京的正阳门，在无人防守的状态下，悄然洞开。
没有血腥的攻城，没有惨烈的巷战。
一群身穿前明官服、神色复杂的汉官和士绅，战战兢兢地走出城门，手捧顺天府的印信、户籍黄册，以及一份由留守的满汉官员“联名”（实则多是汉官主导，满官或逃或默许）签署的降表，来到了卢沟桥大营前，匍匐于地，献城请降。
消息传来，赵胜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一面飞马报捷太原，一面依陈远事先指令，派出精锐一部，率先入城，控制九门、府库、官衙，维持秩序，同时严令不得扰民，不得劫掠，违令者斩。
大陈的玄底金边王旗，在初夏的微风中，缓缓升上了承天门（今天安门）的城楼。
这座沦陷于异族之手数载的华夏故都，以这样一种近乎和平的方式，重归汉家。
几乎是前后脚，辽东盛京（沈阳）也传来了消息。
在赵勇大军的持续围困、政治招抚以及朝鲜在鸭绿江畔的军事压力下，留守沈阳的满清宗室（如代善之子满达海等，他们未及逃回北京）和八旗残余，见大势已去，北京已失，再无战心。
在部分汉军旗将领和蒙古王公的“劝说”下，他们最终放弃了抵抗，打开城门，向赵勇请降。
象征着满清政权法统的盛京皇宫和福陵、昭陵（努尔哈赤、皇太极陵寝），被兵不血刃地接管。
尽管仍有部分死硬分子北逃吉林乌拉乃至更远的黑龙江，但满洲的“龙兴之地”，其政治心脏，已然易主。
太原，晋王府。
捷报如同雪片般飞来。
当陈远接到北京、盛京双双克复的正式塘报时，他并没有像众人预料的那样狂喜或激动，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幅巨大的地图前，久久凝视。
地图上，代表大陈疆域的红色，已经从西北一隅，蔓延过了黄河，覆盖了整个中原、华北，如今更吞噬了北京，染红了辽东。
短短数年，从偏安一隅到奄有北国，这速度，快得让人眩晕。
“王上，万世奇功啊！当祭告天地，大赦天下！” 有臣子激动地提议。
陈远转过身，脸上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却又更加深沉的表情。
他缓缓走到殿外，仰望苍穹。夏日的阳光灿烂夺目，普照着这片古老而新生的土地。
“祭告天地，是必然。大赦天下，亦可。”
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传遍殿前广场，让所有激动的臣子安静下来，“然，诸卿可知，取天下易，治天下难。
北京、盛京之克复，非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