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陈洪武皇帝陈远在北方定鼎北京，改元建制，厉兵秣马，将目光投向南方未靖山河之时，那个偏安于肇庆（后期迁至昆明，为剧情需要设定此时仍在两广）的南明永历小朝廷，非但没有因强敌压境而团结御侮，反而陷入了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酷烈、更加无耻的内讧漩涡之中。
这场内讧，几乎无关抗清大义，纯粹是权欲、私利与地域偏见的疯狂撕咬，其丑恶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朝堂之上，早已泾渭分明地形成了以首辅大学士丁魁楚、军阀陈邦傅为首的“广东党”（或称“实权派”），和以督师何腾蛟、兵部尚书瞿式耜为首的“湖广-忠贞派”。
双方矛盾，在北方强敌暂缓兵锋、压力稍减的间隙，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因权力分配和未来出路问题，急剧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矛盾的焦点，首先集中在“拥趸”与“正统”之争。
丁魁楚、陈邦傅盘踞广东，掌控财赋重地，手握重兵（陈邦傅部），对永历帝控制最严。
他们以“保驾功臣”、“朝廷柱石”自居，极力排挤何腾蛟、瞿式耜等在外统兵的“跋扈”将领，担心他们功高震主，威胁自身地位。
丁魁楚不断在永历帝面前进谗，称何腾蛟“坐拥湖广，养寇自重”，瞿式耜“结交外藩（指大陈），心怀叵测”。
而何腾蛟、瞿式耜等人，则在湖广、广西等地艰苦支撑，确实在与清军残部及地方土司周旋，自认是真正的“忠臣”、“干城”。
他们对丁魁楚等人把持朝政、克扣军饷、贪墨无度的行为深恶痛绝，多次上疏弹劾，要求“清君侧，正朝纲”。
双方在朝堂上互相攻讦，奏章往来如同战书。
其次，是对待北方大陈新政权的态度分歧，成了引爆内讧的导火索。
陈远定鼎北京、改元洪武的消息传来，南明朝野震动。
丁魁楚、陈邦傅等人惊恐万状。他们深知，以如今南明的实力，绝无可能与如日中天的大陈抗衡。
他们的策略转向极端保守和绥靖：一方面，严禁传播北方“伪朝”的任何“德政”消息，污蔑陈远为“王莽曹操之流”；
另一方面，暗中派出心腹，携带重礼和“求和”密信，试图绕开朝廷，秘密与陈远接触，幻想能求得“划江而治”或保有富贵。
这一举动，被何腾蛟、瞿式耜的耳目侦知。
瞿式耜愤而上书，痛斥丁魁楚等人“卖国求荣，行同秦桧”，要求永历帝立刻将其下狱治罪，并整军备战，联络川东“夔东十三家”等抗清力量，甚至可考虑与北方“暂借陈逆之力，共剿残虏”（一种联合抗清，实则利用的矛盾想法）。
这彻底激怒了丁魁楚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