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债券”：公开向民间发售，面额分十两、五十两、百两三种，年息八分，以未来“边贸关税”、“缴获战利品”为抵押。凭借大陈朝廷日益增长的信用，债券被晋商、徽商、粤商抢购一空，旬月间集银三百万两。
“开中法”复行：商人运粮至宣府、大同、张家口、酒泉四大边市，可按路程远近、粮食种类，换取相应价值的盐引、茶引。盐茶之利巨大，山陕商人闻风而动，组织庞大车队，将江南稻米、湖广小麦源源北运。
军需采购：百万大军的鞋袜、冬衣、帐篷、药材，乃至日用的肥皂、针线，都成了巨大的市场。
南京、苏州的织户，日夜赶工；樟树镇的药商，囤积金疮药；甚至福建的茶商，也看到了边军对茶叶（防坏血病）的需求，大量北运。
备战，成了一剂强效的经济刺激药。
流民被招募为兵或进入作坊，有了收入；商人因贸易和债券获利；工匠因订单不断而收入丰厚；甚至农民，也因为军队的巨大需求，粮食价格稳中有升。
一种畸形的“战争繁荣”开始显现。西安、太原、宣化等北方重镇，市面竟比战前更为繁华，客栈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商队，酒楼夜夜笙歌。
然而，在这片喧嚣与忙碌之下，暗流与阻力始终存在。
阻力一：文官的疑虑。
以蒋德璟、钱谦益为代表的部分文臣，始终认为“穷兵黩武”。
他们不断上疏，引用隋炀帝、明成祖的例子，劝谏陈远“与民休息”、“怀柔远人”。
陈远或留中不发，或温言安抚，但备战步伐丝毫未缓。
阻力二：地方的反弹。
大规模募兵、征粮、征工，不可避免地触及地方豪强利益。
在山东，某世家隐匿壮丁，被巡察御史查实，陈远下旨严惩，家主革去功名，家产抄没三成充作军资，以儆效尤。
阻力三：军队的磨合。
新募之兵，南人北人混杂，习性不同；新式编制，军官经验不足；火器部队与冷兵器部队的协同更是难题。
秦玉凤、赵胜等将领不得不长时间泡在军营，亲自抓训练，处理层出不穷的纠纷和事故。
阻力四：蒙古的警觉。
如此大规模的备战，不可能完全瞒过草原上的眼睛。
漠南蒙古诸部开始收缩放牧范围，加强戒备。
漠西的巴图尔珲台吉甚至派使者至西安，语气倨傲地质问“陈王集兵百万，意欲何为？”
陈远一面厚赐使者，宣称“仅为防边”，一面密令前线加强侦察，防止偷袭。
这一日，陈远在秦玉凤陪同下，巡视西安城外新设的“大营”。
但见旌旗蔽日，营垒连绵数十里，操练的呐喊声、火器的轰鸣声、战马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震动天地。
新兵们在校场上练习刺枪，汗水湿透号衣；骑兵往来驰骋，卷起漫天黄尘；炮手们喊着号子，将沉重的火炮推上土坡。
“殿下，照此速度，三年之期，百万大军可成。”
秦玉凤眼中既有自豪，也有一丝忧虑，“只是，如此穷尽国力，若一战不胜...”
陈远望着远方操练的士卒，那些大多是二十上下的年轻人，很多人家中还有父母妻儿。他沉默良久，缓缓道：
“玉凤，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臣不知。”
“我怕的，不是战败。”陈远声音低沉，“我怕的是，百年之后，草原上又崛起一个铁木真。我怕的是，我们的子孙，要再次修长城，再次和亲，再次岁岁纳贡。我怕的是，华夏的北疆，永远被一根鞭子悬在头顶。”
他转身，目光如铁：“所以，这一战必须打。而且要打赢，要打怕他们，要打出五十年的太平！今日我们所耗的每一分银钱，每一粒粮食，每一个年轻人的汗水甚至鲜血，都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直着腰板站在长城上，说一句：寇可往，我亦可往！”
秦玉凤浑身一震，深深一揖：“臣，愿为殿下，为华夏，效死力！”
秋风吹过原野，卷动“陈”字王旗猎猎作响。
百万大军聚集的轰鸣，仿佛是这个古老民族沉睡已久的力量，正在隆隆苏醒。
备战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而决定命运的指针，正向着三年后的那个夏天，不可逆转地转动。
百万大军聚，国运系一弦。
陈远以惊人的魄力和缜密的筹划，将整个国家机器拧上了北伐的战车。
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刚刚复苏的国运，是千万百姓的福祉，是华夏未来的气运。
而赌局的对手，是苍茫的草原和宿命的轮回。
备战仍在继续，更多的考验、更艰难的选择，还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