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保定周边秩序初步恢复，流民开始返乡，商铺陆续开张。
真正的硬仗，在天津。
天津卫守将高第，原为明朝总兵，降清后颇得重用，被委以镇守天津、护卫漕运的重任。
此人贪婪而狡猾，既不愿为清廷殉葬，又不想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天津的富庶。他麾下有兵马万余，水师战船数十艘，且天津城防坚固，特别是大沽口炮台，装备有重炮，易守难攻。
郑鸿逵率水师抵达大沽口外，先礼后兵，派使者劝降。
高第态度暧昧，以“需请示上官”为名拖延，暗中却加紧布防，并向辽东方向派出求救信使（尽管希望渺茫）。
郑鸿逵识破其计，不再等待。
五月初十，大陈水师在舰炮掩护下，水师陆营强行登陆，进攻大沽口炮台。
守军抵抗激烈，炮战持续一日，大陈军伤亡数百，终于攻克炮台，夺取了海口控制权。
拿下大沽口后，郑鸿逵水陆并进，逆海河而上，兵临天津城下。
他并未立即攻城，而是将舰炮对准城墙，再次射书劝降，并放出被俘的守军，让其进城宣扬大陈军威和“只诛首恶”的政策。
城内人心浮动。
高第仍想顽抗，但其部下多为汉人，不愿死战。
天津城内商贾云集，更不愿城池毁于战火。
在部分将领和士绅的暗中串联下，城内发生兵变，叛军打开城门，迎接大陈军入城。高第在乱军中被杀。
天津遂定。
郑鸿逵入城后，立即查封府库、漕仓，获得粮秣器械无数。
他迅速派出船队，沿海岸北上，与辽东方向的赵勇部水师取得联系，彻底打通了渤海海路。
至六月中旬，四路大军捷报频传：
北线，已控制涿州、房山，前锋游骑已抵卢沟桥，北京在望。
东线，肃清白洋淀周边，完全控制冀中东部诸县，并与天津连成一片。
南线及中路，保定、河间、真定等府核心区域已基本平定，地方政权初步建立，春耕未误。
天津及渤海海路，完全掌控，成为北伐东路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周遇吉将捷报和详尽的直隶形势图，以六百里加急，发往西安行在。
他在奏报中总结：“直隶大地，经月余血战与清扫，主要城池、要道已入我手，清廷在关内有组织之抵抗已基本瓦解。
然乡村僻壤，溃兵土匪仍有零星，地方治理百废待兴。
臣已留兵镇守要地，推行王上新政，安抚流亡，恢复生产。
不日即可抽调精锐，北上策应中路主力，或西进夹击山西残敌。”
肃清直隶地，根基初奠定。
保定血战与随后的直隶大扫荡，不仅拔掉了清廷在关内最后的军事堡垒，更将直隶这片京畿腹地，牢牢控制在大陈手中。
这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前进基地和后勤保障。
来自西安的政令，从此可以通过安全的驿道，直抵北京城下。
而陈远的目光，已经越过初定的直隶，投向了更北方那片决定华夏国运的苍茫草原。
三路大军的最终胜利会师，似乎已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