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进入第十天，曹变蛟的“软刀子”开始见血。
真正的杀手锏——断粮，其威力开始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显现出来。
北京作为都城，本有巨大的官仓储备，如京通仓、海运仓等，储存着从江南漕运而来的数百万石粮食，理论上足以支撑许久。
然而，理论的丰满敌不过现实的骨感。
第一，管理崩溃。
自清廷中枢“西狩”，实际掌权的济尔哈朗和刚林缺乏足够权威和手腕，对庞大的官僚体系失去了有效控制。
管仓官吏趁乱中饱私囊，监守自盗，将官粮偷偷运出倒卖，或藏匿起来以待时变。
仓廪账目混乱，实际存粮远低于账面数字。
第二，分配不公。
仅剩的、还能被控制的粮食，优先供应内城的满洲王公贵族、八旗兵及其家眷。
至于驻扎在外城的数万汉军绿营、包衣兵，以及上百万普通百姓，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只能得到极其微薄的配给。
第三，恐慌抢购与囤积居奇。
围城之初，城内大小粮商见机不妙，纷纷囤粮惜售，导致市面上粮价一日数涨。
从最初的每石一两银子，飙升至十两、二十两，且有价无市。
百姓恐慌，将最后一点积蓄换成救命粮，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和集中。
到了六月中旬，外城的情况已极度恶化。
汉军绿营的粮饷断绝，士兵开始挨饿。
起初还能喝点稀粥，后来连粥都供应不上。
饥饿的士兵无力值守，更无战心，开小差、抢劫民户粮食的事件暴增，军纪彻底败坏。
普通百姓的处境更为悲惨。
底层贫民早已断炊，树皮、草根、观音土成为“美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在偏僻街巷悄然发生。
每天清晨，都能在街头巷尾发现饿毙的尸首，起初还有官府组织掩埋，后来便无人过问，任凭野狗撕咬，瘟疫开始有了滋生的苗头。
内城的情况稍好，但恐慌情绪同样蔓延。
满洲贵族们虽然暂时不缺吃的，但他们深知，坐吃山空，外面的粮食运不进来，内城的存粮也支撑不了几个月。
更可怕的是，外城百万饥民，如同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就堵在他们家门口。
济尔哈朗和刚林终于意识到了粮食问题的致命性，但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