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默许一些有争议的学术讨论，只要不涉及颠覆政权、不伤风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争鸣。
诏令一出，天下哗然。
守旧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为“以夷变夏”、“败坏人心”、“工匠之术，岂登大雅之堂？”但更多被科举压抑、有实学之才的寒门士子、能工巧匠、乃至不得志的学者，则如久旱逢甘霖，欢欣鼓舞。
许多人带着自己的着作、图纸、器物，从四面八方赶往北京西山，参加格致院的选拔考核。
徐光启以年迈之躯，欣然领命，将毕生搜集的西学书籍、自己与利玛窦等人合译的手稿，以及农学、水利心得，悉数贡献出来。
在他的主持下，格致院迅速聚集了一批奇才：
精于历算的李天经，
擅长火器与机械的孙元化，
从澳门聘请的精通数学、测量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
民间巧匠薄珏，
甚至还有几位对种植番薯、玉米颇有心得的老农……
格致院内，很快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观星台上，望远镜对准星空，修订历法；实验室内，进行着金属冶炼、火药配比的测试；工坊里，匠人们按照新式图纸，敲打着改良的农具、水车零件；译书馆内，烛光常明，中西学者争论着某个数学定理的译法；试验田里，来自南美洲的土豆、番薯与本地作物进行着对比种植……
尽管阻力重重，嘲讽不断，但“格致”之风，已如星星之火，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点燃。
一些务实的地方官员，也开始尝试将格致院的一些初步成果，如新式犁、水车、施肥法，在本地推广。
科学院成立，百家争鸣现。
陈远以超越时代的眼光，试图为帝国植入科学与理性的基因。
格致院的设立，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机构，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这个新王朝对知识、对技术、对创新前所未有的重视。
它打破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单一价值取向，为“启明盛世”注入了探索未知、改进世界的强劲动力。
然而，新思想的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新政策的推行，离不开高效的信息传递与舆论引导。
陈远深知，在变革的时代，必须掌握“喉舌”，于是，一项全新的宣传工具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