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朝廷对重要矿产实行“官督商办”政策，即由官府发放开采执照，指定区域，商人集资开采，产品按比例上缴官府，余下部分可自行销售。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民间资本投入矿业。
技术改进：在云南铜矿，开始尝试使用西法改进排水和通风，以开采更深层矿脉。
在广东佛山的冶铁中心，高炉 体积增大，并使用焦炭 代替部分木炭的试验开始出现，以提高炉温和产量。
锻造方面，为制造质量更稳定的铁锅、铁钉、工具，开始使用水力锤进行初步加工。
军器制造集中化：在北京、南京、西安的兵仗局，以及广东、福建的沿海炮厂，生产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化要求，并尝试应用镗床加工炮管内壁，提高精度。
虽然仍以手工为主，但管理趋于严格，分工明确。
萌芽之四，是造船与航运业的革新压力。
面对欧洲盖伦帆船的竞争和远洋贸易的需求，福州、广州、月港的官私船厂承受着革新压力。
吸收西法：在朝廷支持和“皇贸公司”的需求下，船厂高薪聘请荷兰、葡萄牙船匠，指导建造仿欧式帆船。
重点学习其龙骨结构、肋骨排列、帆索系统、以及艉楼舵设计。
虽然完全自主建造大型战舰仍需时日，但中小型的快速商船、巡航舰已能仿制，性能优于传统福船、广船。
标准化尝试：为加快建造速度和便于维修，船厂开始对常用船型的主要构件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设计，并预制部分零件。
航运组织：皇贸公司及大型海商，开始组建拥有多艘船只的船队，进行规模化、定期化的远洋航行，并尝试海上保险的雏形。
这些“工业萌芽”如同星星之火，散落在传统经济的原野上。
它们大多仍依附于传统行业，技术突破有限，规模不大，且深受行会制度、官府盘剥、资本短缺、国内市场分割等因素制约。
真正的机器化大生产和工厂制度远未出现。
然而，它们标志着在白银资本和海外市场的刺激下，帝国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静悄悄的、却是方向性的变化：商人资本更多介入生产，雇佣关系增多，分工细化，技术改良受到鼓励，规模化、标准化初现端倪。
这一切，都在为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动力装置的到来，悄然铺垫着土壤。
而这一动力，已经在格致院的实验室和少数天才工匠的脑海中，开始孕育其最初的、笨拙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