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咨文呈递御前，让陈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不是某个大臣的反对，而是代表了整个功勋贵族集团的集体意志。
若强行推行，不仅改革可能受阻，更可能引发他与元老院之间的公开对立，破坏来之不易的政治平衡。
陈远不得不重新权衡。
他召见了赵胜、秦玉凤、孙传庭、徐光启等核心人物，进行小范围磋商。
最终，改革方案进行了折中修改，税率有所降低，豁免范围适度扩大，推行步骤更为和缓。
皇帝“从善如流”，采纳了议院的“多数意见”。
这件事，表面上以皇帝的“纳谏”和政策的“优化”告终，皆大欢喜。
但深层次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向朝野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贵族议院，这个原本被视为“清谈馆”的机构，已经具备了实质性影响甚至改变皇帝决策的能力。
尽管这种能力是间接的、非强制性的，且最终依赖于皇帝的认可，但它毕竟存在了。
此后，一种更加隐晦、但也更加深刻的议论，开始在极少数最顶尖的政治精英圈子里萌生。
这种议论不再仅仅关注具体政策，而是指向了权力结构本身。
徐光启 在与门生私下探讨“西洋政体”时，曾感慨：“泰西有议会，虽君主任之，然其议决之事，君主亦需尊重，谓之 ‘ 宪政’。
我朝议院，虽有咨议之权，然终究出自上裁。
若能……”
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已到。
孙传庭 在致老友的信中，也隐晦地提到：“今上圣明，能纳众议。
然后世子孙，未必皆能如此。
若议院之权，能着为 成例，载入 《 会典》， 使 君 相 皆 有 所 遵 循，或 可 少 篡 弑 之 祸，保 政 局 之 稳。”
这几乎是提出了“君主立宪”的雏形概念，虽然极其微弱。
当然，这些议论仅限于最隐秘的私人交流，绝不敢公开宣扬。
皇帝陈远对此亦有所察觉，他既欣慰于议院发挥了制衡与协商作用，避免了决策的过于专断，也警惕着其对皇权构成的潜在约束。
他采取了一种模糊而灵活的态度：一方面，继续尊重并利用议院作为咨询和监督机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动征求其意见，以示“君臣共治”；另一方面，牢牢掌握着最终决定权、高级官员任免权 和军队绝对控制权，并通过文渊阁、都察院、锦衣卫 等机构，保持对朝局和议院的监控与平衡。
限制君权议，初露宪政光。
“贵族议院”的实践，不经意间在绝对君主制的坚冰上，凿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缝。
一丝“协商政治”、“权力制衡”的微光，透过这道裂缝，照射进来。
这光芒虽然微弱，且随时可能被皇权的热量重新弥合，但它毕竟出现了。
它为这个古老帝国的政治演化，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未来的历史走向，将取决于皇权的智慧、议院的成熟、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
在“启明盛世”的耀眼阳光下，一场关于权力分配与制衡的、静默而深刻的变革，正在帝国政治架构的最深处，缓慢而坚定地孕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