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议院”的设立与运作，如同在绝对皇权的天穹下，悄然升起了一小片带有“共治”色彩的云霭。
这片云霭起初稀薄，仅作装饰，但既然存在，便不免会投下些许阴影，也难免会吸收周围的水汽（各种政治诉求），逐渐酝酿其自身的姿态。
陈远设计此院，初衷是为“释兵权”、“安功臣”提供一个尊荣的归宿，并作为皇帝决策的“高级咨询机构”，其权限被严格限定在“咨议”、“审议”、“监督”的框架内，且明确“无立法、行政、司法权”，一切最终裁决仍归于皇帝。
然而，制度一旦运转，便会衍生出超越设计者最初意图的动能。
贵族议院 汇聚了帝国最顶尖的功勋贵族、致仕重臣，他们经验丰富，人脉深厚，且因脱离了具体政务的繁杂，反而有更多时间与精力去思考“大政方针”和“朝廷得失”。
定期会议上，起初多是礼仪性的汇报和皇帝交议事项的讨论，气氛融洽。
但渐渐地，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
首先，是“议政权”的隐性扩张。
虽然议院决议对皇帝无强制力，但一份由朔国公赵胜、镇北公秦玉凤 等一众元老联署的“议院咨文”，其分量绝非普通臣子的奏章可比。
皇帝可以否决，但不能无视，更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在一些涉及贵族整体利益（如新的《爵位继承法》细则、勋田税收优惠）、边疆重大战略（如是否进一步经略西域、如何应对漠北蒙古新动向）、重要人事任免（如新任兵部尚书人选）等问题上，皇帝开始有意识地将议案先行交付议院“审议”，听取意见。
这无形中使议院获得了事实上的前期审议权，其意见对最终决策的影响逐渐增大。
其次，是“监督权”引发的涟漪。
《组织法》赋予议院“监督官员重大渎职、腐败”并“弹劾”之权。
起初，议员们谨小慎微，只针对一些证据确凿、皇帝已有意处理的中低级官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资深议员，如孙传庭、洪承畴 等，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门生故旧的线报，开始将监督的矛头指向某些现任的尚书、侍郎 乃至地方督抚，指控其“政策冒进”、“靡费国帑”、“任人唯亲”。
虽然弹劾案最终需皇帝裁断，且多数被“留中”或“申饬了事”，但这种来自“元老院”的监督压力，使得部分高官行事不得不有所顾忌，也使得朝廷政治中，除了皇权、相权、宦权之外，隐隐出现了第四种制衡力量。
再者，是“院际”政治与“院外”联络的形成。
议员们定期聚会，难免形成非正式的小圈子。
以赵胜为首的“元从系”，以秦玉凤 为首的“边军系”，以孙传庭、洪承畴为首的“文治系”，以及一些皇亲宗室出身的议员，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关切和政见。
他们在院内就某些议题或明或暗地交锋、妥协、联手。
同时，他们与院外的门生故吏、地方实力派、甚至在任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议院的声音往往能反映部分朝野的舆论动向，其影响力超出紫禁城东华门外的院墙。
启明十八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了“限制君权”议论浮出水面的标志性事件。
皇帝陈远欲推行一项新的“矿税改革”，旨在提高金银铜铁矿的官方抽成比例，并加强对私人矿主的监管，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铁路”构想等长远计划储备资金。
此改革触及了许多贵族、官僚暗中参股或庇护的矿业利益，在朝野引起暗流涌动。
改革草案被发交贵族议院“审议”。
院内反对声浪不小。
许多议员家族与矿业利益攸关，他们或从“与民争利”、“恐激变乱”等角度提出异议，或要求对贵族勋田下的矿产予以豁免。
主持会议的赵胜 态度暧昧，秦玉凤 则出于稳定北疆的考虑，建议慎重。
孙传庭、洪承畴等较清醒者，虽支持改革初衷，但也认为步子不宜过大。
在经过激烈辩论后，议院最终形成了一份措辞委婉但态度明确的“咨文”，指出了改革草案中“计虑未周”、“恐生滋扰”之处，并提出了数条具体的修改建议，实质上是要求延缓推行或大幅降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