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陈远坚决维护的底线。
起草工作历时近两年，过程充满辩论与妥协。争议焦点集中于：
皇权边界：保守派要求明确“皇帝乾纲独断，无所不统”；改革派（以徐光启、部分议院议员为代表）则希望将皇帝的部分权力（如不经审判处置大臣、随意加税、发动战争）纳入需经“廷议”或“议院咨议”的程序。
最终条文采取模糊处理，既申明皇帝至高权力，又规定某些事项“宜付廷议”、“可咨议院”，但加上“最终裁断，出自上心”的但书。
贵族议院权限：议院一方力争扩大其职权，希望获得对国家预算的审议权、对高级官员任命的同意权。
这遭到文渊阁和部分朝臣的强烈反对。
最终妥协为：议院有对“国家岁入岁出总纲”的“审议建言权”，皇帝需“详加斟酌”；对“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要员的任命，皇帝在决定前“可征询议院意见”。
司法独立：大理寺、刑部官员希望明确司法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减少行政（尤其是地方官员）干预。
最终条文规定“刑名之事，专由法司按律审理”，但“重大案件，需奏请圣裁”，且皇帝有“特赦”之权。
启明二十二年秋，经过数十次大小会议、数百份草案修改，《大陈宪纲》最终定稿。
全文共分七章（总纲、皇权、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军事、司法、臣民权利与义务），一百二十条。
文字古雅，力求周延，但许多关键处留下了可供解释的弹性空间。
定稿后，陈远并未立即下诏颁行。
他先命将《宪纲》文本秘密抄送各位起草核心成员及少数致仕元老，征询最后意见。
同时，安排徐光启 在《格致汇编》上发表系列文章，以“论古今治国根本之道”为名，阐释“明定宪章，永固邦本”的重要性，进行舆论预热。
最终，在启明二十二年冬至日，祭天大典之后，陈远于天坛圜丘之前，在文武百官、宗室贵族、外国使节观礼下，举行了庄重的“宪纲告天”仪式。
他亲自宣读《颁布〈大陈宪纲〉诏书》，声称此乃“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中和古今，外鉴西法，为我大陈立万世不易之基”。
随后，将镌刻有《宪纲》全文的玉版 供奉于太庙，并诏令将《宪纲》刊印成册，颁发全国各州县学宫、官署，命官员学习，士子诵习，并“晓谕百姓，咸使闻知”。
宪法初订立，万世开太平。
《大陈宪纲》的诞生，是帝国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它首次尝试以成文根本法的形式，对国家的根本制度、权力架构、运行规则进行系统性规定，尽管其核心仍是维护皇权，且充满了妥协与模糊之处，但它毕竟引入了“限权”、“程序”、“法治”等现代政治理念的微弱萌芽，并将“贵族议院”这一新兴政治力量的地位予以正式确认。
它为“启明”体制向一个更具稳定性、可预期性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最初的法律框架。然而，这部“宪纲”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真正遵守，其预留的弹性空间会被如何利用，是成为一纸空文，还是能真正约束后世君主与权贵，一切都将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实践与力量博弈。
而“宪纲”中关于“君臣共治”的模糊表述，与皇帝“最终裁断”的但书之间的张力，恰恰为下一步更具体的制度设计——“君主立宪雏形” 的探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