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吸收是审慎的，以不触及“华夷之辨”根本和儒家伦理底线为前提。
新学取士才，实效显于政。
改革后的首批新科进士，于启明二十七年金榜题名。
这批“新学士”被分发至各部院、地方州县历练，很快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活力。
分发至户部 的新进士，能运用新式记账法理清账目，参与制定更合理的商税方案。
在工部 任职者，能看懂简单的工程图纸，协助督办河工、城防、官道建设，效率提高。
派往刑部、大理寺 的，能更准确地引用律条，处理积案，减少冤狱。
任职地方州县的，许多不再只是坐堂审案、催征钱粮，而是积极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整顿保甲、建立义仓、推广识字，其施政更贴合百姓实际需要。
一些有胆识的，甚至尝试在辖区内鼓励工商、整饬市集。
进入理藩院、市舶司 的，因其略通外语和了解外情，在处理涉外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
当然，新学士也有其局限。
一些人可能儒学根基不牢，在涉及“道统”、“教化”等深层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一些人则可能过于注重“实利”，忽视道德修养，甚至滋生功利之心。
且新旧交替中，难免有冲突与磨合。
一些守旧官员讥讽新学士为“匠吏”、“计吏”，认为其不堪大用。
而新学士也常感掣肘于旧体制、旧观念。
但无论如何，新学 通过科举这个最重要的渠道，成功地将其理念与人才注入了帝国的统治阶层。
它开始改变官僚群体的整体素质，影响着朝廷的决策倾向和地方治理模式。
“经世致用”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呼声，而逐渐成为官员选拔与考核的实际标准。
这为“内阁负责制”的有效运行、各项新政的持续推进、乃至应对未来更复杂的国内外挑战，储备了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和干部基础。
帝国的航船，在更换了更精密的传动齿轮和动力源之后，正朝着陈远所期望的“启明盛世”的深水区，稳稳前行。
然而，盛世之下，新的矛盾与挑战也在滋生，国内土地兼并的暗流、区域发展的失衡、海外殖民的伦理困境、以及与西方列强日益复杂的竞争关系，都等待着新一代的“新学士”们，运用他们的智慧与所学，去一一应对、求解。